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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教案第一编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40学时）第一章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一）（6学时）教学要点：1、“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2、主要的新文学社团3、胡适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第一节绪论（1学时）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1、现代文学的命名比较明晰但也较为简单的界说是指单纯的时间概念，即通常指从五四运动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余年间的文学历史。较为复杂一些的，认为“现代”这一概念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始与发展。“所谓‘现代文学’，既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新文学的概念及使用情况。2、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文学的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是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文学的现代化”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性变革与改造。“文学的现代化”所发生的最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美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二、文学观念改革许多观念性的变革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中国古代，诗文为正宗，小说、戏剧是“小道”，没有与诗文并立的资格。而在西方，斜事性文学发展较早，地位很高，文艺复兴以后，由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体裁构成的文学格局就已形成。维新派人士出于启蒙主义宣传的目的，很快注意到东西方文学格局的不同，开始为小说和戏剧争取应有的地位。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话剧的萌芽等。三、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1．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30多年，但其收获之丰富，进步之迅速，成就之卓越，历史上很少有哪个阶段能够比拟。这30年，足足抵得上一两个世纪，大大缩短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在文学上的距离。2．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是一种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学。文学革命本身，就体现着民族觉醒、个体觉醒和文学觉醒的多重要求。“五四”先驱者视启蒙、改变国民性为新文学的使命，表现了对国运民生的无比关切。鲁迅直到30年代还这样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闻一多在《静夜》诗中也说：“最好是让这万里塞满了沙泥，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连高唱“艺术无目的”论的早期创造社作家，同样也十分重视文学的时代使命和社会使命。他们都以文学来推动民族觉醒和人的觉醒，探索着“理想的人性’。稍后的革命文学家更进而以文学推动工农和被压迫阶级的觉醒，塑造无产阶级新人。中国现代文学，就其主体来说，正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是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的真正的人民的文学。3．不同于梁启超过于急功近利而多少忽视文学特征的主张，“五四”先驱者在坚持文学社会使命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文学本身的独特性能。陈独秀突出地强调了文学“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答曾毅信）；李大钊针对当时盛行的文学载封建之道和商业化的倾向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什么是新文学》）。鲁迅更坚决排斥那种只把文学当做宣传、当做政治留声机的主张，认为文学必须是艺术品，“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摩罗诗力说》），还说；“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注意使文学的社会使命和艺术的独特性相统一，正是具有高度的文学自觉的标志，也是它能够迅速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4．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现代作家同时吮吸着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双重的历史营养。“五四”和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文学界着重介绍、学习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这是一个前进的运动，十分切合于新文学建设的需要。它使中国新文学从思想到艺术都成为一种真正现代化的文学。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首先介绍和倡导写实主义文学，以及自然主义文学，接着又对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和梅特林克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随后的创造社，又进一步倡导了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另一种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这样，在欧洲历时一个半世纪的众多的文学思潮，到中国却共时地展现在文学大众面前。这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煮夹生饭的历史缺陷，却也造成了中国新文学多样化发展的良好局面，便于人们对各种思潮、各种创作方法作出比较、选择、吸取和融汇。从鲁迅到曹禺、艾青等一批现代作家，就是在这样宽广多彩的文学海洋里，练就了一副弄潮儿的好身手，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有的更成为世界性的大作家。现代作家获取文学营养的另一源泉是中国几千年来丰富的文学遗产。说起来，这似乎同“五四”文学革命要推倒旧文学的宗旨相矛盾，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五四”一代作家从小受的大抵是传统教育，许多人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又曾以启蒙主义态度重新研究、整理古代文学遗产。作家本身所受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滋养，通过语言艺术、审美习性、意境情趣，无不渗透到他们自己的创作中。尤其是中国丰厚的诗文传统，作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存在，深深哺育了许多代作家，直接推动和影响着散文、抒情小说等门类获得高度的成就。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的继承在“五四”一代作家中，主要以自发接受、自然流露的形态呈现出来，不同于外来影响的自觉追求。这是一种潜在的并非特意的接受，连作家本人有时也未必意识到，因而使鲁迅也说了这样的话：“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但所谓与传统的“断裂’，当然只是一种错觉。在鲁迅生前，作家姚克就曾经当面表示《呐喊》、《彷徨》“描写人物的手腕有许多处还保留着旧小说的风格”，鲁迅承认“你所说的是对的”，并且说：“以前我看过不少旧小说，所受的影响很深。但我却不是有意模仿那种风格。”（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如果说，“五四”作家吸取外国文学营养出于自觉，接受中国文学传统出于自发的话．那么，到3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许多作家在吸取民族传统营养方面同样增进了自觉。大众文艺的讨论和提倡，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创作上由反映生活的深度、实感的增强而具有更多的民族色彩，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作家和群众的结合，都使文学在民族化道路上不断进展。赵树理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与此同时，问题似乎又多少偏到了另一方面：外国文学的借鉴吸收，在一部分作家中有所忽视创作中的现代意识也有所削弱，小生产思想或其他非现代意识有所抬头。虽然如此，从现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来看，外国文学的创造性吸收和传统艺术的批判性继承，二者毕竟已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结合，形成了较好的风气。以新的现实为基础，继承古典文学传统而使之适合于现代需要，吸收外国文学营养而使之具有民族特点，由此达到有高度成就的综合性创造，这已是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二节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2学时）一、“五四”文学革命五四,这个划时代的历史符号，标志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现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都以此为界，无不是因为在这个符号里涵盖了一场足以动摇传统中国思想文化根基的精神风暴。反思了“洋务运动”的夭折，回味过“戊戌维新”的短命，目睹“辛亥革命”血的教训，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立国”的前提是“立人”。于是，他们逐渐将变革中国的目光聚焦于唤起国人心灵普遍觉醒的文化事业。人的觉醒、精神的改造便成为他们首要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国民精神改造的历史使命，只能依赖一场全方位的思想——文化的整体变革。“五四”文学革命不仅仅是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文学革命的形式出现的，或者说，“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担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因此，我们在考察“五四”文学革命时，就不能仅仅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来探讨它的发生背景，而应从更广阔的中国文化的背景上来说明它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1、思想文化基础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在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深得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在日益急迫的民族危机的推动下，以中外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形式实现的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和演变，可说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决定了他们发展的急剧性,中外文化和文学的撞击与融合所产生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与文学则决定了它们的基本面貌特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界的文化思想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的三种文化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这四个历史阶段是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三种文化思想是①洋务派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中体西用”的思想。发展现代军事工业，实现船坚炮利的自强新政，并且围绕军事工业发展其他企业，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是当时的有识之士的主要追求目标。显而易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还主要是清政府内握有一定军政大权的官僚知识分子。他们的民族危机感是与维护清朝封建政治统治、维护中国社会的封建统治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决定了他们改革思想的有限性。忽视乃至反对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改革、主张单纯的改变物质技术上的落后状况，构成了他们文化思想的主要特点，由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的口号便集中体现了他们的文化思想。②以政治维新为中心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文化思想。洋务派主要是一些已经握有实际政治权利的官僚知识分子；维新派则主要是一些没有实际政治权利的在野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较洋务派要巨大的多，但在政治上却是极端无力的。他们更重视文学艺术的宣传作用，在外国文学的启发下把小说和戏剧的地位提高到与诗文并重的地步，倡导了“新文体”、“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学的革新。但他们对传统封建主义的批判，始终主要停留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范围内，而没有进入到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中，他们所倡导的文学界的革命也就不能不是皮毛的、零碎的，不能进入到新的审美追求中去。归根到底，他们还只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宣传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工具，对于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还缺乏起码的批判。③以伦理道德歌名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是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所取得的历史成果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们多是曾在国外留过学的学生，对西方文化有着较之他们的前辈更广泛也更深入地了解。洋务派实际上认为发达的物质文化是西方文化之本，维新派人为制度文化是西方文化之本，他们都轻视西方的精神文化，维护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这里，才充分重视精神文化在整个文化中的巨大作用，从而提出了中国人的精神重建问题。中国国民的精神，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主要是在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中形成的。要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势必要批判传统的封建道德，提倡伦理道德的革命。我们看到，从洋务派物质文化发展的要求，经由维新派、革命派制度文化发展的要求，不论是对西方文化的借鉴还是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反思，都经历了一个由较易认识到的浅层的、外在的、有形的空间逐渐深入到了较难认识到的深层的、内在的、无形的空间的发展过程。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他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