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汉赋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最后，从文学角度来看，汉赋改变了旧的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汉赋将“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开拓了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在先秦文学中，自然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可供审美观照的对象，而汉代，数量众多的作品单独地将自然作为展现对象而并不附加其他理论思想条件。自汉赋开始，述景本身就具有了完全的审美意义。虽然从普遍理论讨论，自然物色只是文学艺术展示的对象之一，但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它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占有主导地位的展示对象。以集体的、大规模的行为来描绘山水，描述自然，汉赋始开风气之先。此后，每当有了一次这样的群体行为，便会形成中国抒情文学的一次高峰。二、汉赋自觉地强调了自然外物所引起的人的内心感受，奠定了文学描述中物情关系的观念基础。而东汉以后的景物描写，个别的具体的物往往体现出具有某种规定倾向的情思，这种相对固化的物情关系体系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可以认为，汉赋是这一思想观念形成的缔造者。在汉赋中，自然景物不仅仅是为人们的感觉所注意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寓言式的比况对象，它已经带上了充分的感情依附特征。自然的变化可以引起感情的变化，一定的自然景观被赋予一定的感情特点并渐渐地观念化、程式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赋奠定了文学描述中物情关系的观念基础。三、“物”作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展示对象，在汉赋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这最初可以从西汉的《礼记•乐记》中见到端倪，司马迁虽然不满于汉赋状物写景的夸饰之风，称其为“虚辞滥说”，但在评价《离骚》时，也强调了“志”和“物”之间的联系。至西汉末年，刘歆则直接指陈“登高能赋”，是由于“感物造端”。对汉赋“物”的描述有积极评价的是班固，《汉书•叙传》中评司马相如的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就实际的表述效果而言，汉赋可能显得过于注重物的描摹而对“志”、“道”不够重视，但站在文学发展、演变的立场上，我们却因汉赋铺张扬厉的景物描写而赞赏它，有力地刺激了人们对“物”的感受和兴趣，从而启发了述景的文学。四、文辞在汉赋中受到极大的关注。由汉赋而起，这种讨论真正集中到了文学本身。当然，在前后汉的讨论中，汉赋又常常被作为攻击的对象而出现。一方面，它受到了来自作家内部的指责，这就是扬雄在《法言》中多次提到的“丽以淫”，“美言不文”，“文丽用寡”等观点。另一方面，到了东汉王充、班固时代，讨伐更加激烈。汉赋的主文辞的特征，带来了以下重要后果：一是使人认识到了除学术、政治、历史等文章之外的另一种特别的文章类型的存在。二是由于武帝、宣帝、成帝喜好文辞，故赋家蜂起，从而形成了近八百年文事壮观的主文辞的辞赋、骈文兴盛时代，它有力地推动了文学散文的发展，并且从“模山范水”到东汉、魏晋的抒发个人情怀，表现普遍人的志趣。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