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

仅供个人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比如说吧，人们通常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由此引发出来的，是“鲁迅的方向，就是新文化的方向”这样的经典论断。鲁迅确实说过，他的写作坚持的是“五四”的“启蒙主义”，他还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因此，他承认，他是“尊奉”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但“遵命”这一说法本身就否定了“主将”之说，鲁迅自己是明确将胡适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提倡”者的，而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已经是现在学术界的共识。对周氏兄弟在《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陈独秀有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不是最主要的”，当然就不是“主将”；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这是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鲁迅对“启蒙主义”话语与实践的复杂态度那么，鲁迅的“独立价值”在哪里呢？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五四”的“启蒙主义”话语与实践的复杂态度。他确实为启蒙而写作，但他从一开始就对启蒙的作用心存怀疑。因此，据周作人回忆，对《新青年》鲁迅最初“态度很冷淡”；而且在钱玄同向他约稿时，他就对启蒙主义提出了两个质疑：“铁屋子”单凭思想的批判就能够“破毁”吗？你们把“熟睡的人们”唤醒，能不能给他们指出出路？因此，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他在一封通信里，对学生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学界纷扰”，出乎意外地给予了冷峻的低调评价：“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到大革命失败以后，目睹年轻人的血，他更是痛苦地自责：自己的启蒙写作，“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不过是充当了“吃人的宴席”上“做这醉虾的帮手”。但他又表示，“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在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这样的启蒙主义立场，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确实是非常特别而独到的。鲁迅对“科学”、“民主”的坚守和质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核心话语：“科学”与“民主”，鲁迅也别有见解。早在上一世纪初（1908年），在其所写的《科学史教篇》里，鲁迅一方面充分肯定科学对于东方落后民族国家的特殊意义，给以很高的期待：“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按：指中国），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但他同时提醒：如果以“科学为宗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唯科学主义”），就会产生新的弊端：“盖使举世惟科学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这其实是内含着鲁迅对科学的独特理解的：在他看来，“科学发见（现）常受超科学之力”，因此，科学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渗透与促进的。这正是典型的鲁迅的特殊思维：他从不仅供个人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对某一单一的命题（如“科学”、“理性”）作孤立的考察，而总是在正题与反题（“科学”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中进行辩证的思考。他又从不把正题与反题的对立绝对化，对任何一方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而在是在肯定中提出质疑，在质疑中作出肯定：同样是既倡导科学，又质疑科学。对“民主”的看法与态度也同样如此。早在上世纪初所写的《文化偏至论》等文里，他在充分地肯定了英、美、法诸国革命所倡导的“政治之权，主以百姓”的“社会民主之思”，对反抗封建君主专制的巨大意义的同时，也提醒人们：如果将“民主”推向极端，变成“众数”崇拜，“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那就会形成新的“多数人专政”，其结果必然是历史的循环，即所谓“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在反掉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以后，又落入了新的现代专制。鲁迅因此对维新派鼓吹的“立宪国会之说”提出质疑，他担心这不过是“假是空名，遂其私欲”，其结果必然是“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也善垄断之市侩”，“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鲁迅是深知中国的：“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鲁迅对西方宪政国会制在中国可能发生的质变的警惕，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这是那些奉行“民主”崇拜，将其绝对化、神化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他们至今还因为鲁迅在坚持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而给鲁迅戴上“反民主”的帽子，这样的隔膜实在是可悲的。鲁迅是“左联”的“盟主”吗？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鲁迅是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领袖，是“左联”的“盟主”。鲁迅确实认为，在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的出现，“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他因此也自觉地参与，支持，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并高度赞扬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也正因为如此，当真正掌控左联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决定解散左联时，鲁迅不顾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持坚决反对态度，他的理由是：“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人剩在地底下的”，他所看重的正是这一点：左联中的左翼作家，他们是冒着被镇压的危险，和“地底下”的中国底层民众站在一起，为中国的未来默默奋斗的。但鲁迅却清楚地知道：他并非“领袖”，更不是“盟主”。他参加左联以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说到自己“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并且发出感慨：“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在同一封信里，他还谈到左联中的一些人“皆茄花色”，难免鱼龙混杂，分歧以至最后的分离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一个团体，只要大的目标正确，个人当“梯子”也无妨，但有一条线：不能当奴隶，失去独立性。因此，当他“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时，他就要奋起反抗，揭露那些“革命的大人物”、“文坛皇帝”和“奴隶总管”了。鲁迅怎样看“革命”、“平等”与“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鲁迅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也是既接受又质疑的。比如“革命”。鲁迅说，有人一听到“革命”就害怕，其实“不过是革新”，他因此主张校园里的“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召唤“永远的革命者”，一再对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表示最大的敬意，这都是有文可证的。但，鲁迅也一再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他们“摆出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仅供个人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因此，他对无休止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或反革命的”：这都是在“革命”的旗号下，滥杀无辜和互相残杀，是鲁迅绝不能接受的。比如，“平等”与“社会主义”。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扫荡门第，平一尊卑”的“平等自由之念”，给予了充分肯定。到三十年代，他对苏联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也作出了积极的评价：“‘-----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样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尽管我们可以用以后的事实证明鲁迅这一判断的失误，但鲁迅对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念的向往却是真诚的。但从一开始，他就同样对“平等”可能导致的偏至提出质疑。他说，如果把对“平等”的追求推到极端，“大归于无差别”，“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淹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全体以沦于凡庸”，结果必然是社会、文化、历史的全面倒退。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他在表示向往的同时，也在紧张地观察与思考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据严家炎先生公布的胡愈之回忆的原稿，鲁迅得知苏联发生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就敏感到“自己人发生（了）问题”，感到“担心”，并且成为“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而冯雪峰则回忆说，晚年的鲁迅多次对他谈到，“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这是他计划写而因为死亡而未及写的两篇文章中的一篇。这都说明，鲁迅是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独立的思考与批判立场的。鲁迅的“自由”观这些年学术界很多人都在强调“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于是，鲁迅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广被关注的话题。大体上有两种意见：有的学者认为，鲁迅“比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们更加接近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质”，鲁迅是“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根所生”，“鲁迅和自由主义者们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各自信念的不同，而在大家为信念所做功夫的区别”；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鲁迅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表明他是“反自由主义”的，这正是鲁迅的局限所在。——有意思的是，最初提出鲁迅“反自由主义”的是瞿秋白，但他认为这正是鲁迅精神可贵之处；而今天的论者，作出了同样的论断，但价值判断则截然相反：这都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的。这里不准备对具体的争论发表意见，依然按前文的思路，来讨论鲁迅对“自由”问题的复杂态度。还是从鲁迅一百年前在日本发表的文章说起。仔细考察前文所提到的鲁迅对“科学”、“民主”与“平等”的质疑，就可以发现，他的质疑其实都是集中于一点：有可能导致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与独立性的压抑，即所谓“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鲁迅因此而明确提出：“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之绝对之自由者也”。既然人是自己存在的根据，他就摆脱了对一切“他者”的依附，彻底走出被他者奴役的状态，而进入了人的个体生命的自由状态，而这样的个体生命又是和宇宙万物的生命相联结的，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鲁迅的个体生命自由观，是包含着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慈悲的情怀的。他所讲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境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马行空’。这四个字是他的思想艺术的精髓，他的自由是天马行空的自由，是独立的，不依他、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这是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我们说的鲁迅“立人”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个体生命自由观上的，仅供个人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它的核心，就是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因而反对一切形态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奴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是鲁迅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作业绩，正是这样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立人”理想的文化实践。到了三十年代，他的自由理想就发展成为“反专制，争自由”的社会实践。他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及“左联”，都是这样的社会实践。当有人问他：“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他明确地回答：“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他后期集中精力于杂文写作，并将他的杂文集命名为《伪自由书》，这都是意味深长的：鲁迅的杂文，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不自由的时代，展现永不屈服的自由意志与不可遏止的自由生命：将鲁迅，特别是后期鲁迅和自由对立起来，这真是一种可怕的隔膜。鲁迅与中国的“自由主义”鲁迅在一篇杂文里引用了罗兰夫人的一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他对“自由”理念到中国的变形、变质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就说到了鲁迅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