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五大城市民工生存状况调查(1)

全国五大城市民工生存状况调查(1)孙磊“我们流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我们见证这个城市的日新月异，但这万家灯火却离我们很远。”在采访中，我们听到民工们酸楚的心声。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建设城市，创造财富，但一个鲜明的对照是他们贫穷无奈的生活状态。试想，如果一个人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长，工资微薄，没有娱乐活动和正常性生活，无法参与社会交往，结果将会怎样？在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专家们指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中国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每年又有上千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北京安定医院资深大夫陈斌说，除遗传因素外，民工易患三种精神障碍：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休克”型精神障碍；二是工资拖欠等重大打击造成的急性精神病；三是进城返乡途中恶劣的旅行条件造成的旅途精神病。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通常是折腾、打人、说话凌乱、丧失记忆和裸体奔跑等，严重时有自杀行为。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这些流动人口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性心理问题。不应该也不能够忽视民工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要给予关注。因此本报特别推出这个专题，选取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对民工的出路、生活、子女教育、情感、健康权益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采访。希望读者能够更加了解、关注“我们身旁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广州：不该被遗忘和歧视的群体中午12点钟左右，黄彬被一阵喧闹吵醒，同宿舍的工友刚刚下班回来，正吆喝着结伴上食堂吃饭。“彬仔，快起来，去晚可就没饭了。”大陈就站在他床前，一边用毛巾揩着身子，一边大声地用浓重的河南方言喊着。大陈睡在黄彬的上铺，就在几个小时前，黄彬刚下完夜班回来，也在用同样大的声音喊大陈起床。黄彬费力地睁开眼睛，感觉头疼得厉害，他从枕头边拿起那块老式机械表，眯着看了一眼，12点15分，“妈的，刚睡了5个小时。”他嘟囔了一句，“我不去了，帮我打点饭回来吧。”黄彬有气无力地对大陈说道。2点钟，黄彬又醒了。整个宿舍空无一人，那5个家伙又上班去了。桌上是大陈打回来的饭菜，黄彬咂吧着嘴，感觉到一股酸味，算算看，自己有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可是却一点食欲也没有。3点钟要上班，黄彬只好爬了起来，漱嘴、洗脸、刮胡子，象征性地扒拉了两口饭，穿了件外套出了宿舍。宿舍到厂区不过5分钟左右的路。这是一家规模较大的港资造纸厂，出了大门就是一条公路，从这里坐车到广州市区只要30分钟。来广州6年了，黄彬到市区的次数却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数是在谈了女朋友以后。对于广州，黄彬的印象仅仅停留在楼多、车多、人多，每次身处闹市区，他都会觉得有些不自在。6年了，黄彬居住在这个城市里，却游离在这个城市之外。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真正走进这个城市。他常常在想，究竟是自己不适合这个城市，还是这个城市不适合自己。天阴沉沉的，4月的广州气温不算太高，但空气中总是湿湿的。6年前，刚从老家大别山区来到广州，黄彬还很不适应这样的气候，那时他24岁。可现在，今年刚满30的他觉得自己至少从身体上像个广州人了，只有在这样的气候下他才觉得很舒服，而每次回老家，不是觉得太热就是觉得太冷。其实6年中，黄彬一共也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爷爷去世，那是8月天，家里热得要命。还有一次是最疼他的姑姑去世，是在2月，只穿了件毛衣和外套回家的他被冻得够呛。黄彬很少回家，除了因为来回路费太贵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假期。黄彬的工作是仪表维护与维修，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厂里一共就招了6名，分成三组，实行三班倒，没有双休日，也没有任何节假日。从宿舍出来，黄彬直接往大门走去。离上班还有半小时，他决定抽空去趟镇卫生所。这段时间他一直觉得身体不太舒服，没什么食欲，前几天去卫生所检查了一下，今天结果应该出来了。出大门的时候，黄彬又看到那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在和门卫吵闹着。就在十几天前，厂子里出了个事故，一个压力容器不知为何爆炸了，两个技工一个被炸死，一个被炸伤。因为少了一组人，黄彬他们这段时间一直是两班倒，每人每天要工作近16个小时。女人是那个被炸死的技工的老婆，上星期刚从老家赶过来。她正哭着用家乡话说着什么，黄彬听不懂。其实，前几天黄彬就听说了，厂里赔偿了家属3万块钱，但对方觉得钱太少，一直在到处上访。到了卫生所，黄彬还是听到了那个他不想听到的消息：他的乙肝复发了。从卫生所走回工厂，黄彬速度慢了许多，他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每个月不足千元的工资怎么样才能支付起医药费。要不要告诉女朋友——一个湖北来的打工妹，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的她每月只能赚500块钱。该不该和厂里说，如果一说，工作丢了怎么办……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民工？在南下广州淘金的百万民工中，黄彬是很普通的一个。但在采访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笑着说：“你只要采访我一个就够了，我身上有着其他所有民工的影子。”的确，在这个并不属于他们的城市里，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有无数和黄彬一样的民工在挥汗洒泪。“民工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无需多言，但我们的城市又给予民工怎么样的回报呢？”广东商学院社会工作教研室主任谢泽宪发出这样的质问。谢泽宪是“珠江三角洲工伤研究项目小组”的主持人，她带领这个小组，在广州、深圳、佛山、中山、东莞、惠州6个城市，对38家医院、1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582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的结果是：91.6%工伤者是民工，73.3%的工伤者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还有更加让人无法接受的数据。调查显示：在遭遇工伤这种特殊困难关头，53%的民工表示得到过一些关心，20%表示很少有人关心或者没有人关心。对于“如果您得到了关心，他们是谁？”的提问，伤者的回答是：朋友、老乡占了78.4%，家人、亲戚占73.7%，同事占58.1%；而老板只占23.9%。作为相关部门更是显得冷漠了许多：社保局只占2.1%，劳动局占2.4%，工会占1.9%，妇联占1.4%。“工伤事故频发是广州民工生存状态的一个现实写照。”谢泽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广州是一个正在进行快速工业化转变的城市，这种发展在中国或者说在广州实在太快了，大量农民根本来不及转变角色。他们以民工的身份出现在现代制造业的链条上，这让发生工伤的几率又加大了数倍。”抛开客观原因不谈，民工屡屡受伤也有着深层的社会因素。谢泽宪尖锐地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相对于民工而言，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显然更为亲密，这使得农民工在与企业对话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林平从1999年就开始专心研究广东民工问题。他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说：“外来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范围非常窄，较为常见的就是同一工厂的工人圈子，或是老乡圈子，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民工在务工地没有户口，没有选举权，也没有发展权，在政治上对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力，也就无法掌握所应有的话语权，在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申诉机会，这又加剧了企业主的侵权行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刘林平曾受广东省妇联委托，进行外来女工权益保障和生存状况的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外来女工权益保障是非体制性的，主要寄托在资方的自觉性上。调查还显示，外来女工权益受到损害时，最先伸出援手的，不是政府，也不是社会机构，而是老乡、亲戚、朋友、家人。说明外来女工的权益保护，主要是靠私人关系，而不是靠法制。谁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改善民工的生存状态、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包含了多个方面，除了加强对企业用工监管之外，在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农民工“大病拖、小病扛”的背景下，将农民工纳入基本社会保险体系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涵。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陈林是广州白云区一家服装制造厂的工人，两年前从湖南来广州打工，每个月的工资600块，还要扣除60块零5角的保险，可至今他也没弄明白那是什么保险。和陈林一同来的一个老乡在另一家玩具厂打工，至今没有交过一分钱的保险。“我现在工资只有几百块，一个月就交一百多块钱的社保费，而且还要等15年之后才能领养老金，谁愿意交那个钱啊。”不少民工私下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他们看来，这实在是笔不小的经济负担。而企业从用工成本的角度考虑，工资支付之外每个月要再拿出259元为职工参保，这显然是他们所不情愿的。有一些民工想得更为长远：“我肯定是没法在这里落户的，所以将来一定回老家，我交了社保又有什么用呢？”这的确是无奈的现实。直到今天，民工的参保意识依然十分淡薄。在民工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同时，社保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企业，尤其是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的抵制。不少企业通过隐瞒职工人数、故意不给农民工办社保等方法，千方百计逃避参保。伴随着企业和农民工对养老险和失业险的抵制，工伤保险这道关乎农民工生命安全的最低屏障也未能建立。针对民工的特殊情况，有关专家呼吁改变现有参保政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就明确表示，目前城市里运行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成本太高。如果雇主开出的工资是500元，把全部保险上齐了还要再支付200多元，这样民工的就业优势就没有了，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所以，农民工参保一定要从最紧迫的险种入手。政府部门显然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记者截稿之前，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传来消息：广州年内拟出台新政策，企业可先为外来工单独参加工伤保险，而不强求同时参加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情况似乎在好转。但仅仅对于工伤保险来说，专家们的看法也并不乐观。谢泽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目前来看，工伤保险都是以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层次较低，而且强制性的措施不够，另外，工伤赔偿的金额也较低。”民工只能选择离开？农民洗脚上岸、进城打工是为了生活过得更好。生活过得好不好，收入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和其他打工者不同，张敬明夫妇是举家携口从江西农村到广州打工的，一晃都过去8年了，夫妇俩目前同在白云区南投镇一家制衣厂打工，月收入总计不超过1500元，儿子在镇上的中学就读。由于带着孩子，两人只好在外租房住，在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里，靠墙摆着两张床，中间床单拉了一个帘子，床尾是一个布衣柜和桌子、椅子。每天晚上，张敬明都和老婆商量着啥时能买一套房子。“小点、简陋点都无所谓，只要是自己的房子就好呀，哪像现在，住着别人的房子，心里都是飘着的。”张敬明的话语里充满了无奈、期盼，“广州的房子真是漂亮，价格也贵呀，我们哪能买得起？每月赚的那些钱，也就仅仅够应付吃、住、养孩子，这么多年了，根本没存下几个钱。”刘林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工的工资都是相对较低的。”调查显示，去年广东省外来农民工月均工资仅为全省在岗职工月均工资(1675元)的54.9%。记者在广州市郊的工厂聚集区采访也发现，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多维持在600—800元左右。而在城镇居民收入大幅上涨的时期，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均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低廉的工资收入、恶劣的劳动环境、各种不平等的待遇使得广州——这块昔日的淘金乐土正逐渐变得暗淡无光。有数据显示，广州今年首次遭遇农民工退潮现象，春节过后几个月时间里，广州各大劳务市场罕见地出现了有岗位难招工的现象。民工荒是一种信号，是农民工对待遇不满的一种无声抗议。刘林平说，虽然造成广州民工荒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民工的待遇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记者快要结束采访时，黄彬给记者打来电话，他正在上班，机器运转的声音很吵，而他的声音又很轻，几乎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在记者的要求下，他提高嗓门说了一句话：“我们厂要在江苏常熟建分厂，我想去那里。”全国五大城市民工生存状况调查(2)周益上海：一个外来打工妹的都市梦4年前，她从贵州凯里来到上海打工，瞧着南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暗想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2年前，她嫁了一个大10多岁的上海男人，心里窃喜终于成上海人了。如今，男人有了外遇，又开始骂她“乡下人，没文化”，无法与他沟通。在上海这个崇尚文化和消费的城市，外来打工者虽然尽其所能，希望与之融合，微薄的工资却让他们无法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