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期间的蔡锷李新宇大凡历史人物，在不正常的历史叙述中，若想不遭遇排斥性的遮蔽，就需要有足够的光辉（这光辉是否会被化装利用，在此不说）。只要有了足够的光辉，完全遮蔽就很难做到，排斥之举就会变得偷偷摸摸，拐弯抹角。在这种情况下，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历史叙述就会把主要力量用于改写。蔡锷有足够的光辉，无法完全遮蔽，所以从国民党的历史工作者开始，就致力于另一工作：一方面是努力遮蔽，到了光彩照人无法遮蔽的地方，就努力把他说成是自己的同道，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蔡锷在辛亥革命和护国之役中的作为，都为这种改写提供了方便，以至一些人把重九起义也记到了同盟会的帐上，把护国战争纳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然而，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却使国民党的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有点为难。因为铁的事实摆在那里，在二次革命中，蔡锷支持的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1论及“二次革命”，不得不佩服蔡锷的先见之明。早在1912年6月27日，蔡锷在给总统、副总统及各省都督的电报就说：满清颠覆，建设共和，弥历半年，政府乃能成立。而内则祸机潜伏，外则警告频来，群情汹汹，国事益棘，较之法国恐怖时代，虽未见事实，而已露端倪。推其末流，必生二大恶果：一则回复专制。吾国革新，原以求人民幸福，乃革命后之现象，转有人怀自危之心，恐一般人民倚任共和政府之心日薄，反追慕帝制时代尚可以靖乱而平争，而专制淫威可以复活，如拿破仑之已事，即为前车。一则倾服外人。共和立宪足以保障民权，伸张国力，法、美既行之而有效矣。乃输入吾国，转成一无气力之政府，而运棹不灵，全国有分崩离析之形，而不复团结，群将疑吾国人无政治能力，而不能不屈服于外人。由前之说，则必酿二次革命，由后之说，则必自投于奴隶之域，而国以沦亡。……非有强健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巩固邦基。（曾业英编《蔡锷集》，第670页。）后来的事实被蔡锷不幸而言中，“二大恶果”之一出现了——“二次革命”，而同时伴随的，又恰恰是“回复专制”。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宋教仁匆匆赶往上海北站，要乘夜车去北京。宋氏此去可能入阁拜相，所以送行者甚多。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一大帮国民党要人，陪他一起走向检票处。这时，突然有人从背后向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应声倒地，车站秩序大乱，刺客逃得无影无踪。3月22日凌晨4点，宋教仁去世。3月25日，蔡锷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说：“宋君奔走国事十年，缔造共和，功绩尤伟，其学识宏通，尤近今不可多得之才。民国建设方始，凡我同胞，对于特有人才，宜如何保持护惜，以为国家之计。乃各报章，徒以政见之不同，往往刻意攻击，蹈隙逞私，遂演出此等惨剧，既非民国之福，尤为世道不幸。”他呼吁报纸和各政党，要“相戒共守持重，毖后惩前”。他认为宋案的发生非同小可，暗杀者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对付政敌，既涉及国家秩序，又涉及人道，相关部门应严密侦察，缉拿凶犯。（《蔡锷集》，826页。）关于宋教仁的死，从国民党人主导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开始，主流叙述一直认定是袁世凯杀了宋教仁。为了增强这种说法的逻辑力量，在讲宋教仁被杀之前，一定要讲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因为这胜利构成对袁世凯权力的威胁，杀宋教仁才有动机。然而，说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是袁世凯，从当年的国民党人到今天的教科书，已经近百年，却一直不能提供确凿的证据。同时，在主流叙述之外，从宋教仁被杀的当时，直到今天，都有人认为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当年宋教仁的贴身秘书北一辉，在案发当时就认定孙中山脱不了干系；近几年来，从张永东的《百年之冤》，到张耀杰的《百年悬案》，包括台湾作家张大春等，不少人都把暗杀宋教仁的元凶锁定在孙中山的铁杆追随者陈其美。由这些分析，孙派似乎更有理由除掉宋教仁，也更具备作案条件，而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说袁世凯是元凶，决定武力讨袁；在法庭进入审判程序后又坚决反对法律解决，这一切，都让人生疑，但同样缺少确凿的证据。所以，杀宋教仁的元凶到底是谁，至今是个谜。然而，当时的一些国民党人却咬定就是袁世凯。宋教仁被刺之际，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得知消息，立即回国，于3月25日回到上海。当天晚上，在黄兴住处召开国民党高层会议，就断定元凶是袁世凯，主张举行“二次革命”。孙中山的主张让许多人吃惊，所以只有戴季陶一人附和，而黄兴等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不过，袁世凯是宋案元凶的说法却开始广泛传播。面对这种说法，蔡锷于4月14日致电大总统和各省都督：“宋案发生，浮言纷起，现在凶犯就获，一经交涉索还归案讯办，自有水落石出之日。克强诸公对于此案极力维持，用心尤苦。乃奸人乐架造蜚语，破坏大局，以大总统之明察，各都督之忠诚，必不为所荧惑。”[《蔡锷集》，840页]为了国家的稳定，他主张禁止谣言、维护大局。1913年5月1日，上海举行全国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和大借款的罪行，并且通过五条决议：一、要求国会即日提出弹劾袁世凯赵秉钧案，令袁赵即日去职，受法律裁判，由副总统代行临时总统职权；二、剥夺袁世凯候选总统资格；三、不承认未经国会通过，私行签押之大借款；四、各省暂行停解中央款项；五、各地不奉行袁世凯所发之军事乱命。蔡锷对此极为震惊。他联合广西都督陆荣廷、四川都督胡景伊、贵州都督唐继尧致电参众两院和各省都督，认为五条决议“种种谬妄，直陷国家于至危极险之境地，殊堪悲愤”。他认为宋案应该待法院查明真相，法律解决；借款是政府不得已之举，经参议院通过，并不违法。电文用极为严厉的语气说：“乃不逞之徒，莫肯念乱，假托全国公民名义，意在借此大题，以为扰乱破坏之计。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务恳程都督、应民政长查究该会主名，按法惩办。”“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佥壬之手也。”（《蔡锷集》，852-853页）在这里，蔡锷已把同室操戈的发难者看作全国公敌。5月5日、7日，他又连续致电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一方面声讨暗杀宋教仁者：“当此国步艰难，戕贼人才，实无天理。”一方面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以法律方式解决问题，切勿轻开战端。他说：“遯初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心亦不安。”（《蔡锷集》，845页）蔡锷与黄兴是多年的好友。因为孙中山坚持武力诗袁，黄兴于6月间派密使请蔡锷帮助讨袁，并且写了“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一联相赠。可是，蔡锷不为所动，坚决反对起兵。他坚持认为，宋案须待法庭审判，借款应由国会裁决，对总统用兵，不仅出师无名，而且是拿国家的命运做赌注。上海地方检察厅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要他到庭受审。赵秉钧不愿出庭受审，只好装病躲进医院。当时的上海地方检查厅，是江苏省下属的一个级别很低的地方司法机关。地方机关传讯总理，这在中国可谓空前，也是后来没出现过的，显示了司法独立的光辉。一些现代的政治文明，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总是难以扎根，但在民国初期，却曾发芽生长，焕发过光彩。正因为这样，包括国民党人的大多数在内，都希望法律解决，而反对武力解决。蔡锷努力调停，反对动武，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人的意愿。2在孙中山的坚持之下，“二次革命”爆发了。7月12日，李烈钧通电宣布江西独立，誓师讨袁；7月15日，黄兴无奈抵达南京，宣布江苏独立；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就任讨袁军总司令；7月18日，陈其美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宣布独立，陈炯明也在广东宣布独立……此时的蔡锷满怀忧愤，一面致电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晓以利害，劝说他们顾全大局，罢兵休战。一面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和参谋部，为之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希望早日平息兵乱。他在7月17日致袁世凯及国务院及总参谋部的电报中说：“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第恐战事延长，蔓延太广，此后殊难收拾。……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分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蔡锷集》，1071-1072页）在7月19日给李烈钧的电报中，他说：“公为手造民国健者，岂忍愤而出此？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尚乞体念现时国势之危险与后日亡国之痛苦，告诉旧部解甲罢兵。”（1072页）同一天，他又致电湖南都督谭延凯，说内战的爆发是国家的不幸，希望谭都督保境安民，维持秩序，“以救国为前提”。[《蔡锷集》，1073页]7月21日，他又致电陈炯明，劝其“无负初心，同撑危局”，“保土安民，维持秩序，力令镇静为第一义，并恳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1076页]同一天，又致电程德全、应德闳、黄兴，劝其早日罢兵休战。值得注意的是7月19日为与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廷荣、贵州都督唐继尧约联合通电所拟的电文。他并不一味维护政府，而是认为“政府不自修省，举措乖违，有拂众意，激成祸乱，实难辞责”。但是，“政府纵有失德，尽有纠绳匡救之余地”，不该“称兵逞一时之意气，付国家于一掷”。他认为国民党人之所以起兵，是因为对政府不满意，但“变更政府尚非无术，何必诉之武力？”（《蔡锷集》，1073-1074页）在这份电报中，蔡锷表示了几点担忧：一、“统一之局破，则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纵不必有此名义，要未必不有此事实。”“统一以来，号称五族共和，而蒙藏问题旋未解决。内地兵兴，而蒙藏之沉沦，万不可避。”二、战火蔓延，“需索劫夺，独苦吾民”，“以一部分枭杰者之政争，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水火，天道灭绝，人道何存？推其流极，必至人心厌乱，引起抚后虐仇之观念，不讴歌帝王，则求庇他族。”三、“变革以还，吾国一般人心，似因刺激而失其常度。一切善良可贵之信条，几于扫地以尽，而权利龌龊之思想，则已深入人心。……此后再接再厉，国亡则同归于尽，不亡则恶风日长，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今日甲革乙，明日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人将相食，外人起而代庖，且加以扰乱和平之恶名，则亡国犹有余辜已。”电文的最后，蔡锷表示了与兴兵作乱者决一死战的决心：“锷等岩疆孤寄，未知死所，然一息尚存，对于国家前途，惟有以保土安民，巩固统一为第一义。苟反于此意，力所能至，歼除不遗。”[1074-1075页]对于起兵讨袁之举，他说：“各军都署名曰‘讨袁’，尤悖于理。按临时约法，大总统有谋叛行为，由参议院弹劾之，至政治上过失，由国务院代负其责。谓袁有谋叛行为耶？则应由国会弹劾，讨袁之名，断难成立。谓袁有政治罪过耶？则负责者在国务员，讨袁之事，更属悖谬。且临时政府已达末期，选举正式总统在即，届时袁不被选，若依其特别势力，悍不退职，以武力迫之尚可言也。今则临时政府未终结，正式政府未产生，以少数人之私意，竟敢据地称兵，且曰袁不辞职不罢兵，是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以人民为牺牲，谓为叛罪，其又奚辞！……总之，吾国人法律知识幼弱，对于国家大计，往往感情用事，以致演出此种惨剧，陷国家于危险。”[1080页]由此可见，在二次革命爆发之际，蔡锷明确做出了选择：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3所谓二次革命，后来的史书虽然大书特书，以为光荣的历史，但考察其事实，却不过是孙中山坚持之下勉强上演的一场闹剧，同时又是悲剧。那些宣布独立的地方，大多没有独立的准备，更无独立的力量，所以没几人愿意独立。在孙中山的坚持和逼迫之下，勉强独立，只是空有独立之名，没几天就取消了。“二次革命”亦称“赣宁之役”，可见以此两地为主，但即使是江西和南京，也没有什么战绩，而且一些事让人哭笑不得。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25日即宣告失败，总共只有13天。至于南京的情况，据邓家彦回忆，“时程德全任苏督，在南京，孙总理欲令德全举兵反袁，且谓克强曰：‘如君不愿赴宁主持，余可独往。’克强不得已，乃偕汪精卫、蔡元培二人连夜赶赴南京，谒程，力请反袁。德全亦表示时势所趋，不宜作此举动。都督万无反对总统之理，且谓：‘今南北幸得统一，吾等唯有共佐元首，整顿国家，励精图治。革命党人势力已孤，即使再举，亦难成功。’黄等三人下跪固请，涕泣劝求。程不得已，乃曰：‘如此只有令余退隐，部队奉诸各位统领，余则祝发为僧。’反袁之局遂定。”也就是说，黄兴等人下跪哭求程德全，要求他宣布独立，而程德全却宁愿交出军队由他们指挥，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