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

“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与盛宁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商榷王伟2012-5-411:28:00来源：《学术界》(合肥)2011年10期内容摘要：盛宁先生指责国内学界的“文化研究”一直在“何谓文化研究”的问题上打转，执迷于所谓的理论问题而严重忽视了批评实践，这使文化研究走入了死胡同。这种无的放矢的批评实际上导源于对文化研究的狭隘理解，机械地认为理论与实践可以一刀两断，罔顾文艺研究中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经验，未能认清文化研究何以在中国兴起并长盛不衰、引发的焦虑与真正的困境是什么。关键词：文化研究；意义；问题作者简介：王伟（1977—），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十多年前，有学者因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文学批评写过悼词而名动一时，可堪与之媲美的是这两年闹得正欢的给中国文学分别“唱衰”及“唱盛”的“垃圾论”与“高峰说”。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尽管达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实则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利奥塔“向总体性开战”的呼吁传播已久，很多时候不少学者仍然钟情于宏大判断，而不愿意简单地往前再走哪怕一小步，认真地做些具体分析。久负盛名、让人仰慕的盛宁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①一文不幸亦有此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研究的致命缺陷在于自打引入中国学界一直到现在都执迷于理论探讨，没完没了地研究那些本该三言两语了断的论点与方法，不去进行具体的实践分析，因而理所当然地走进了死胡同。因此，只有从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才能走出尴尬的困境。这个判词与对策看起来义正辞严、合情合理，问题是与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现状太过隔膜，做出的指斥抛开了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无的放矢。一、“文化研究”不能本质化跟那些定义明确、界限分明的学科或研究方法相比，文化研究明显有些另类：它既涉及文学也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法学等专业的知识与研究方法，也即是说，无论是研究视野、材料还是取向，文化研究都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力。谈及何谓文化研究时往往言人人殊，因为它有不同的来源：或接受葛兰西“文化霸权”说的影响，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接受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受到伯明翰学派的启发，或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启示，或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启迪，如此等等。而且，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并非都集中于文学研究领域，其它学科的从业者也大有人在。这就使得文化研究五花八门，风格各异，很难精雕细刻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完美定义。其实，真正在第一线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也不以提炼出一个定义为要务，定义的缺乏对他们的研究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甚至可以说文化研究最为反对定义，因为它“通过超越学术专业化，避免了研究定义标准的划分”。②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些年来，我们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讨论的都是‘什么是文化研究’，试图对它做一个确切的界定，列出个一二三四，似乎做到了这一点就大功告成了。”就是说，十几年来，中国学界一直纠缠于给文化研究下定义，其余一概不管。这要么归咎于国内学人的愚钝与固执，要么只能归咎于该种说法的言过其实。反对在定义文化研究上耗费过多的精力，我们同意这一点，但对于学界那么长的时间仅仅闭门探究了这一问题则不敢苟同。定体虽无，大体须有，那么，理论家如何理解文化研究呢？“‘文化研究’并非时下流行的泛文化研究，而是指我国文学、文艺学领域受西方文化理论思潮的影响而开展的文化研究。”既然认为中国的文化研究发生在“文艺学”的地盘，又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那么，文艺学的扩容问题——研究对象不再囿于文学经典同时也包括与之相对的大众文学与更广的大众文化——就理应进入考虑的范围。所以，不仅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还有《红楼梦》中的饮食、发饰、化妆、女红等日常生活乃至其中的同性恋都成了研究者的盘中餐；不仅是《红楼梦》，还有时装、流行歌曲、洗衣粉广告、武侠电影、网络段子、网络“恶搞”等也是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令人疑惑的是，能否将后者统统归入“泛文化研究”而关在文化研究的门外？认可了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趋向，怎能再给这个开放的旅程人为地设置种种障碍？又能否将所谓“泛文化研究”与文艺学领域的文化研究截然分开？尽管理论家也口口声声说文化研究并无边缘清晰的外延，但在不知不觉中却将其本质化。这种把文化研究本质主义化的另一表现是将理论排斥在外，断言文化研究的宗旨为“实用性”，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搞得剑拔弩张。有意思的是，当理论家谈及文化研究时肯定性地引用了伊格尔顿：他“径直就把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后至世纪末的这几十年，都笼统地称之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应予指出的是，伊格尔顿这里采用的是“文化理论”一词，回到《理论之后》的语境，这里牵涉到一批卓有成就的理论大家，譬如拉康、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布迪厄、德里达、杰姆逊、萨义德等。③姑且同意伯明翰学派的立论和方法“就那么几个要点”，把其内部成员的差异撂在一边，问题是，面对这些学者的诸多开创性著作，还能不能草草结束战斗？要不要、应不应该有一部分研究者花费足够的精力深入钻研他们说了些什么？“理论之后”绝非意味着我们可以昂然返回没有理论的天真乐园，伊格尔顿的提醒言犹在耳，那么，就算文化研究的核心是实用性，它拿什么来进行实践分析？如果离不了理论这个前提的话，有一部分学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深感兴趣就顺理成章。不妨说，文化研究有两大部分：理论的与实践的，或者理论资源与实例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在理论—实践两者之间做出区分时，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大致的二元对立，既不能把这种关系僵化，也不能在它们之间无谓地做出谁更重要的取舍。二、中国的“文化研究”缺少实践？理论家言之凿凿：文化研究原本是“实践问题”，这是“必须做的正经事”，但学界却在“理论问题”上啰嗦个没完，荒废正业。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宏伟的判断却仅有两条单薄的依据。其一，阿拉克教授点评中国学者文化研究的文章时认为其中大多数都只是有关理论本身的争论，问题是这个1997年的意见现今是否还能站得住脚。“依然是乏善可陈。”不难想见，十几年来众多学者文艺研究的大量成果都被一次性格式化。其二，有学者访谈霍尔时想在理论上有所借鉴，而霍尔强调要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位具有理论性情的学者不免失望，理论家由此大发感慨：“把一个原本就是实践的问题，自作多情地当成理论问题”，照这样搞文化研究不入死胡同才怪。既然霍尔认为自己只是运用而非生产理论，那么，想从他那儿得到理论上的经验多少有些所遇非人。不过，霍尔还只能代表文化研究中的一种类型，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导向文化研究全部都是实践问题的结论，更不能由这一位学者的理论趣味而断言我们的整个文化研究已然死路一条。否则，不是以偏概全又是什么？正面列举文化研究的实例易如反掌。文化研究传入中国不久就涌现出第一批重要成果，即李陀主编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其中包括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1999年）、王晓明主编《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2000年）、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2000年）、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2001年）、包亚明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2001年）、胡大平《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2002年）、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2002年）、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2003年）、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2003年）。这些著作显示出对中国文学与文化问题的及时关切，分析的焦点是它们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参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生产。它们也不是单纯地列举事例，而是重在对实例、现象进行解读，剖析其何以如此的诸般因由。近年来，当代文学的制度研究成为热点，它突破了“拨乱反正”后针对极左文学观念的审美主义，力图把文学重新置入广阔的社会场域中进行评价，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文化研究路数，因为它重在铺陈文学是如何被动态的文学制度及其复杂的机制生产出来的。这方面的代表论著有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李洁非与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等。就笔者目力所及，其它比较值得介绍的文化研究案例有戴锦华、崔卫平的影视解读，譬如，《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我们时代的叙事》（花城出版社，2008年）等；著名乐评人李皖对中国当代音乐的谱系式梳理，例如《过了二十年，无人来相会》（《读书》2010年第3期）、《解放（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六十年三地歌”之一》（《读书》2010年第11期）《民歌嘹亮（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六十年三地歌”之二》（《读书》2010年第12期）等；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当代文化研究网”开设的“社会分析”、“时事焦点”、“教育透视”、“三农问题”、“城市研究”、“媒体研究”、“经济纵横”、“文学研究”、“思想史论”等板块刊载的栏目文章；④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杂志上登载的一些在文化研究方面很有分量的论文，诸如丛小平《师范院校与中国的现代化：1897－1937》（2010年第1期）、魏伟《从符号性灭绝到审查性公开：〈非诚勿扰〉对同性恋的再现》（2010年第2期）、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2010年第6期）、赵月枝《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2010年第7期）等等。以上还只是大陆学界的，如果算上中国港台地区的文化研究实践，更是数不胜数，譬如台湾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文化研究》学刊、各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及课程等，香港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及《二十一世纪》等。从以上所列例子容易看出，文化研究面对的是我们生活的大千世界，它借助话语分析展开看似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何以建构的程序与细节，避免不明就里的愚昧与盲目的膜拜。因此，文化研究可以逐步溢出纯粹学术圈的探讨，运用理论对公众熟悉的事例深入评点，从而不断地刷新男男女女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当然是已经在路上的更大规模的实践了。三、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宽泛地说，中国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文化热，譬如文化寻根使得地方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门重新打开后急切走向世界的心理驱动着对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批量译介。而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始于90年代末期，随着市场经济与商业意识的迅速崛起，90年代以来的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日常生活、集体无意识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转型，文学理论也是这种大转型的积极参与者。面对人心不古、拜金主义的日益风行，知识精英们人文精神的倡导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现实与文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单一，而是趋于分层化、复杂化。伴着相关翻译的进入，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很快成为知识阶层解释世界、介入现实的一种表达方式，这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何以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后能够扎根并长盛不衰。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们进入了一个由全球化的媒介和计算机技术带来巨大变化的文化环境。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研究，来分析当今全球文化产业中的政治经济因素、激增的新媒体技术及其产品，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消费方式。”⑤换言之，全球文化工业的冲击、读图时代的来袭、消费社会的降临与文化的物化使原本复杂的文化状况更加纷繁。此情此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漠然相向，躲进书斋，而应有所担当、有所作为。文化研究资源丰富、视野阔大，恰好能够提供施展拳脚的空间。因此，文化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随风而逝的学术时尚，也不简单地限于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扩张与研究方法的重大更新，更重要的是它“能成为人们为理想的社会和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一部分”，⑥因为它批评与政治的视角给予个体臧否主流文化形式的能力，它鼓励个体拆解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