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摘要]我国古代优秀讽刺小说之一的《儒林外史》，其讽刺艺术特征是多方面的。我们学习它、欣赏它，对于提高讽刺文学的写作水平，掌握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旨在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关键词]讽刺；真实性；喜剧性；悲剧性；夸张性提起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最突出的要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了。纵观我国古典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谐隐》篇指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意为，古代嘲笑文章的诙谐和隐语，具有拯救危亡和释除疲惫的作用。的确，讽刺文学作品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就先秦寓言而言，《郑人置履》讽刺那些脱离实际、玩固保守者的愚蠢行动；《狐假虎威》指责那些仗势欺人者的丑恶灵魂；《守株待兔》嘲笑刻板守旧、希望坐享其成的寄生虫；《叶公好龙》鞭挞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等等。它们通过寓意形象和巧妙艺术构思，虽为只言片语，却揭示了一个深奥的哲理，无疑是那个时代高度文化发展的产物。诚然，寓言作品虽然能指斥时弊的某个侧面，但较之小说、戏曲之类作品，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便远远不如了。明代拟话和清初的《聊斋志异》中都涉及到一些讽刺性较强的作品，直至吴敬梓《儒林外史》的问世，才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儒林外史》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作者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犀利老辣的笔调、含蓄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由此看来，《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本文试图对其讽刺艺术的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特征之一：真实性和喜剧性相结合。“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语）。这个精神在《儒林外史》中得到充分体现。书中的人物多有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将它们加以集中概括，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公开作褒贬，真实地、生动地描绘出儒林中可笑、可恶的情态。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例如小说第十七回写景兰江、支剑峰、矫揉造作，常在一起讨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比如黄么和赵雪斋同年同月同日生，黄么是一个进士，却是孤身一人；赵雪斋没中进士，却子孙满堂。景兰江曾问他们：“中进士，是为名？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其实，景兰江这样吹拜会赵雪斋，一则为了标榜自己；另一方面针对蒲墨卿所说的：“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都好，到底差一个进士。”这里作者写的显然是将当时儒林中极其普遍的事情如实地描绘出来，正好揭示了当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说穿了，在名士的心目中，做名士和中进士都是为了名和利，可以殊途同归。作品虽然以描写被否定人物为主要任务，但在讽刺对象中也包含着许多正面因素，所讽刺的对象有的并非一开始就是无恶不作的坏蛋，而是科举制度造就了他们的性格，有一个由好而坏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的灵魂的腐蚀，使人附入罪恶的深渊。匡超人就是一个典型。他本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村青年，因家贫上过几年学便辍学，流落杭州以拆字卖卜为生。幸行马二先生资助才能一面用心读书，一面杀猪、磨豆腐维持生计，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但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训导”之后，逐渐热衷举业。后得到知县李本瑛的提携，入科场、取秀才，竟以“名士”身份参与衙门中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勾当。当了京城教习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停妻再娶，妄恩负义，并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作品通过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揭示了科举制度怎样使朴实敦厚的青年人变成了灵魂丑恶、虚伪卑鄙的文痞的。畅游西湖，秀丽的湖光山色没能够引起马二先生的兴趣，倒是酒店里的羊网散发出来的气味和盛入盘中的各色美味佳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马二先生蝇然头脑迂腐、热衷功名、醉心举业，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但同时他又具有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品格。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送银两衣物给流落他乡的匡超人，这是他的义举，是可尊、可敬的一面。然而作品又揭示了他可鄙、可笑的一面。他出韪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并嘱咐他：“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为主，小生在世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要匡超人以文临别时还从自己的书架上捡几本八股文塞于匡超人包中。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使讽刺对象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手法即辛辣，又深刻，做到了真实性和喜剧性的。特征之二：悲剧性和喜剧性相结合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别林斯基论文学》）。作品中的喜剧性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些悲剧性特点。悲喜结合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迂腐老儒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因未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因未进学，当中过举人的王惠来学堂避雨时，更是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而周进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第二天，客人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使“昏头昏脑”的周进“扫了一早晨。”然而，周进尽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创伤，受尽了轻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撑寻扭曲了的灵魂。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器，“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器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劳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作者通过“周进撞号板”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行动，以悲喜结合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范进中举发疯同周进撞号板异曲同工，都是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产物。范进从二十岁参加考试，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个秀才，三十四年失败的辛酸，大半生受尽了人们的奚落，虽然感到前途渺茫，但他对功名的执拗追求却“始终如一”。他万没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当他看到高中举人的喜报，竟然喜极而“疯”：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之。京报连登黄甲。”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睛，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塌，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掐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从作者颇具匠心设计的“范进中举发疯”的典型情节中，充分展现了封建社会文人醉心举业的心理状态。屡试屡败给儒生们带来自卑感，虽然如此，受尽了社会奚落和生活的煎熬的周进和范进，为什么还对科举发此迷恋而不能自拔？小说作了生动的回答：如若考中，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显亲扬名”。好些“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深刻揭露了“功名”与“富贵”的关系。此外，诸如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当女儿绝食而死，他不仅没有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用全部心血去教四岁的儿子学八股文，以使将来儿子得了功名，讨个“封诰”；马二先生游西湖，不是想喝茶吃东西，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对西湖的秀丽景色一无兴趣。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令人拜会腹大笑的喜剧。同时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使我们在大笑之余，认识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认识到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如何使人愚昧无知和精神麻木的。它带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特征之三：真实性和夸张性相结合。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体现。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作者将情节放大，造成难解的迹，最后由他的妻赵氏将迹底揭开：“爷，别人都说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职了。”说罢，心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我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受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胡屠父是一个喜剧性人物，是一个市井之徒，《儒林外史》通过范进中举前后的描写，突出了这个人自我矛盾的特点，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范进中举而发疯，众人商议要范进平日最怕的人“来打他一嘴巴”，吓一吓，“把痰吐了出来”，才能治好“疯”。最适当的人选当然要算岳父胡屠户了。可他“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如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胡屠户在众人的怂恿下，喝了两碗酒，壮一壮胆，终于打了范进一嘴巴。……胡屠父“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胡屠户这个平日里对范进吆五喝六、骂骂咧咧的人，此时因女婿中了举，“当了老爷”，一反昔日常态，瞻前顾后，不敢动手了。拍打人“十八层地狱”，昔日的“现世宝穷鬼”变成了今日的“贤婿老爷”。前后对照，典型细节真实的描写，胡屠户前倨后恭，趋炎附势的面孔跃然纸上。《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的情节很多，如胡三公子买鸭前先拔下耳挖子戳戳脯上的肉，看肥不肥；象周进多年应试不中，参观贡院时，用头撞击号板；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用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此外《儒林外史》还恰到好处地掌握讽刺的分寸，针对不同人物，进行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讽刺；并且能随着人物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进行讽刺。如周进和范进，中举前，生活艰难，处境困苦，作者虽然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讽刺，但较多的是境困苦，作者虽然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讽刺，便较多的是同情他们；中举后，做了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变，品质变坏，作者态度也随之改变，采取的是辛辣嘲讽。总之，《儒林外史》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创造，把我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写出了这部“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作者：董希荣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740更新时间：2005-4-8文章录入：admin］《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