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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心适仕适性—浅谈袁宏道适世原则下的三种表现彦伟超[摘要]适世就是行事要忠于自己的真性情，使身心得到极度的自由和快乐。这也是贯穿袁宏道生命始终的生活原则。无论是为文、做官还是退隐闲居都体现了这一原则。本文就从袁宏道为文求真以适心、为官尽职以适仕、退隐闲居享受人生以适性三个方面来探究他无处的不在的适世原则。[关键词]袁宏道适世适心适仕适性袁宏道，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是明代倡导文学革新的“公安派”中的核心人物。他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的文学主张,反对“诗必唐宋，文必秦汉”的文学复古主义,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无论是其文学思想还是文学作品都曾长期影响到后来文人的思想和创作,至今还收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三仕三隐，共有八年的时间身处朝庭。究其一身,无论是为文、做官还是退隐闲居都表现了他适世的生活态度。适世是贯穿袁宏道生命始终的生活原则,在《与徐汉明》［2］他对这一原则作了详细的阐述: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坏、庄周、列御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几千载，数人而已，已矣，不可复得矣。出世者，达磨、马祖、临济、德山之属皆是。其人一瞻一视，皆具锋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虽孤寂，志亦可取.谐世者，司寇以后一派措大，立定脚跟，讲道德仁义者是也。学问亦切近人情，但粘带处多，不能迥脱蹊径之外，所以用世有余，超乘不足。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最天下不紧要人。2虽于世无所许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所谓适世就是行事要忠于自己的真性情，在世俗生活中求得心灵的自由快乐。在袁宏道看来适世者“甚奇”，不同于道家玩世者清虚逍遥，佛家出世者讲求戒行，也不同于儒家谐世者奉行尧舜周礼之学，既不是玩世者的让人可望而不可及，出世者的行志孤寂，也不是谐世者的过于粘带，拘于蹊径。而是一种怀着超脱的心境游于尘世内外，享受世俗快乐的生活态度。适世对袁宏道来说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处世行事忠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求身心最大限度的自由；二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存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之外，个人的自由和快乐都是依托于现实生活的，根源于真正的生活实体。所以袁宏道的适世，是基于世俗生活而最大限度的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和快乐。在袁宏道的一生中即表现为：为文求真以适心，为官尽职以适仕，退隐闲居以适性。一、为文求真以适心适心，就是要说真话，吐真情，不受拘束忠于本心。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是袁宏道为文适心创作原则。“性灵”即尚未受社会礼教所规范的感性存在。“格套”即一切既成的诗文法度和创作经验。“独抒灵性，不拘格套”就是“非从自己胸臆流出而不肯下笔”。［1］文适心也就是写作要“信口而出，信口而谈”［3］由抒写，真情为文，不为章法所拘，不蹈前人之作。他在《雪涛阁集序》［4］中指出“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适世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袁宏道把抒写真性情作为为文创作的根本。把文学的审美标准回到了情感上的真，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中郎作品中表现出的真又是基于世俗生活的情趣，他的作品更贴近生活，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平易的真和趋于凡人的情愫。这种特点在他的山水游记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他的《虎丘记》［5］“虎丘去城可六七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3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并不是以自然山水为审美中心,而是把吴地独有的民俗风情作为审美的主要取向,以中秋夜的娱乐美为主，以风景美为次，写月夜听曲，叙白日赏景，最后再抒：“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5］的感慨。他把一般封建文人雅士所不屑的世俗民众生活纳入了审美视野。不仅在乎山水之乐,更重要的是与民众情趣相系的山水之乐。不论是对虎丘“游人往来，纷错如织”的轮廓构画，还是对“听者魂销”的盛会的泼墨渲洒，全然挥洒自如。而一般的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游记则是清高的、孤芳自赏的情趣，是一种脱离民众，不屑于提及民众世俗生活的情趣。如柳宗元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如他的《钻姆潭西小丘记》［6］:嗯!以兹丘之胜，致之洋、镐、杜、鄂，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小丘幽美之至却为人所陋，连岁不能售，命运与柳氏之心怀锦绣却遭贬弃相类似，乐则乐，然而只是克己独喜而已，不可能有袁宏道亲近世俗而得到的快乐。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缺乏现实情感的依托，最终感受的是孤独、自怜、凄清。即使其中会有悠然自得的醉翁之意，也只是使人默然神会，产生仿佛找到了知音，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深层的寂寞与孤独。任访秋先生也曾评价袁宏道的作品“真是做到了写文象说话一样，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无丝毫矫揉造作之态,读起来真象瓶水倾泻,流利畅达,委婉有致，令读者不觉终篇”。①如他的《游盘山记》［7］“泉莽莽而行,至是落为小潭,白石卷出,底皆金沙,纤鱼数头,尾鬣可数,落花漾而过,影彻底忽与石乱.游者乐,释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则皆跃入,则皆跃入，没胸，稍溯而上，逾三四石，水益哗，语不得达。间或取梨李掷以观，旋折奔舞而已。”在自然面前他们不是驻足的孤芳自赏,而是融入自然感受自然赋予人的乐趣,谦谦君子们完全脱离了生活的拘束,不但以足沁水,而且把如水后“奇快”的感觉大呼出来。此尤觉不足“皆跃入，没胸”完全消失了与自然的距离,让性情自然发挥,体验最真实的自然，展露最真是4的自我。二、为官尽职以适仕袁宏道在《答吴本如仪部》［8］尖锐指出“居朝市而念山林，与居山林而念朝市者，两等心肠，一般牵缠，一般俗气也。”见在他看来居庙堂之高而不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念念不忘的两种态度都是假道学。虽然他也抱怨过做官辛苦，但一旦为官就尽职尽责。适仕也就是说，既已为仕就要尽自己所能为百姓谋福，既身在仕途就要作一个尽职尽责的仕。在他后来的书信中也表明了自己的这一态度：罗近溪曰:“圣人者，常人而可安心者也;常人者，圣人而不可安心者也.”此语抉圣学之髓。然近溪少年亦是撤清务外之人，故已登进士，犹为僧肩行李;已行取，犹匿山中。后来经百番锻炼，避之如毒蛇，仇之如怨绒，而后返吾故吾，故吾出，而真圣贤真佛子出矣。此别传之真脉络也。弟少时亦微见及此，然毕竟琦加卜之根，盘踞已深，故再变而为苦寂。若非归山六年，反复研究，追寻真贼所在，至补今日，亦将为无忌惮之小人矣。夫弟所谓循外者，岂真谓借此以欺世哉?源头不清，致知工夫未到，故入于自欺而不自觉，其心本为性命，而其学则为的然日亡。无他，执情太甚，路头错走也.（《答陶周望》1606年)［9］已登进士”，就不要“僧肩行李”“已行取”，就不要“匿山中”，无论是隐是宦，只要安心尽自己的职责，做好份内的事情。袁宏道一生43年,有8年时间为官。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二十五年(1596-1597)任吴县先令;万历二十六年到万历二十八年(1598-1606)进京,曾任顺天府学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万历三十四年到万历三十八年(1606-1610)官复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随后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摄行吏部文选司事,升任吏部考功司外郎。由此看来他从来就不缺乏从政的才能,而事实也是他不仅才优学足,而且有胆有识。袁宏道虽也抱怨过做官辛苦,尤是在作吴县先令时叫苦连天,在给好友沈广的信中这样写到:“人生做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苦矣。”［10］即为官，在位一天就要尽责一日,身在朝庭既要适于朝庭。5万历二十三年袁宏道被选为吴县先令，“听断敏捷，公庭鲜事”。［11］皆谓吴门繁剧，而先生超脱，或足以困先生。乃先生洒脱澹然，不言而物自综，事自集”。“吴赋甲于天下，猾吏朱紫其籍，莫可致诘，飞洒民间，溢于额，而不知先生一目了然。摘其隐射之条若干。呼猾吏曰：‘此何为者？’胥不敢欺，皆俯首曰弊，先生俱之法，而清额外之征凡巨万，吴民大悦。”［12］繁剧,有严重的地方积弊，猾吏营私舞弊，但“先生机神朗切，遇一切物态，如镜取影，即巧幻莫如吴门，而终于不得遁。故遁词恒片语而折，咄嗟狱具，吴人谓之‘升米公事’”。［12］对地方积弊了解的很清楚，民事争讼也判决的清楚而公正，仅小试身手，就使吴县得大治，当时的宰相申时行都禁不住发出：“二百年来无此令矣！”［12］叹。吴县的百姓对中郎更是爱戴尤佳，听到袁宏道要辞职的消息“吴民闻其去，骇叫狂走，凡有神佛处，皆悬幡黠灯建醮。乞减吴民百万人算，为詹姑延十年寿，以留仁明父母。”［12］②他第三次出仕，任吏部验封司中郎，也颇有政绩。当时吏部猾吏舞弊成风，公开卖官鬻爵。奸吏“内结中官，外恃姻党”［12］加上这时主事的左侍郎杨年老多病，凶吏更加肆无忌惮，袁宏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措施，将最猖狂的猾吏绳之以法。“及时绳之以往，猾吏错愕不知所为。已而疏下，竟以欺罔坐重辟”。［12］病床上听到这一消息，“蹶起而叹曰‘此吾所切齿腐心者也，今能如是，吾死瞑目矣！’”杨时临终前对袁宏道说：“吾佐铨四年，未见矣实心任事君子……今天得公矣，国家之福也，惟自爱。”［12］事在袁宏道的《摘发巨奸疏》［13］详细记录。至此可能会有人问,既然袁宏道要适于朝庭，有为何托辞离职呢？这不是和他的生活原则相悖吗？其实不然，究其辞官的原因，我认为有二：一要从的社会环境来说，当时皇帝的长期怠政，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竞争，朝臣间的彼此倾轧，国家及其陷入半瘫痪状态，失去了运行的有效性，再加上阉党专权，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东北女真族的侵扰。纵袁宏道有绝世才华，也无扭转乾坤也力。二是作官政务繁剧，苦不堪言而且官场的趋炎附势士他无法容忍的“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复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鼠猫，身似近膻蚁。举眼无尽欢，垂头私自鄙。南山一顷豆，可以没馀齿。”《戏题斋壁》［14］首诗极言为官所受的苦辛屈辱，倾吐了繁重而压抑的仕宦生活给自己带来的苦闷，如此谄媚逢迎，辛苦无欢的生活岂能是追求自适的中郎所6能忍受的呢？他在给《兰泽·云泽叔》［15］的一封信中说“安能长久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这样的生活已经超出了他适的界限，并流露出想要挣脱官场束缚而寄身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的愿望。袁宏道的适世并不是逆来顺受的适从，不是没有原则的逢迎屈膝，更不会为保权位与贪官污吏蝇营狗苟。他的适世首先是忠于本心的的自适，人同其文，在作文时是非从胸臆流出而不肯下笔，作人为官也是一样捧着自己的赤子之心行事为政，希望有所作为。难料官场昏暗,所以不能在这里违心悖情的继续下去了，宁被罢黜，毅然离职而去，寻找本心所在。在其位就要谋其职以适仕,违其心则扬长而去适其性。由此观之，做官辞官并无矛盾，袁宏道始终都在适世的道路上奔跑着，只是这条路并不是清晰可见，一通到底的,而是袁中郎用真心真性不断地感知调转方向才没有迷失。三、退隐闲居以适性享乐是人的天性，适性就是尽情的享受人间的快乐。退隐闲居即是说袁宏道三次辞官游历和在柳浪官隐居时期。这期间袁宏道尽情释放自我，享受生活的乐趣，要“有一分,乐一分,有一钱,乐一钱”［16］的眼中什么才是适心适性的快乐呢？他曾不无得意的说道：“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筐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斋畔置一馆，管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周，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