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

1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华中师大讲座录）作者:姚国华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华中师大讲座录）主讲人：姚国华（2006年4月讲于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木衣、秋子、肖文虎整理，未经我订正在QQ等网媒转载。以下是我的订正稿，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科学论坛》等处。——姚国华）●今天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20世纪中国所有幸运、骄傲归结为她在最艰难的时候，尚有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而20世纪中国所有不幸、悲哀就在平常歌舞升平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打造人才、工具、螺丝钉的学校，只有打工仔的岗前培训所。●20多年来引领中国前进的智慧，居然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南方崛起的一小渔村！英国领着香港走，香港领着深圳走，深圳领着咱们走。●大学校长应当是高屋建瓴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的校长则是科学家，工程师，政工专家，经济学家。北大改2革是一批经济学家设计的，可经济学家是中国最蠢的一帮人，他们智商虽高，但脑壳被屁股所支配。●一个大学教授20年间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由一套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追求纯粹的智慧吗？●今天很多人喊，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些人脑袋大都有病。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大学，更不懂什么是世界一流。这样伟大的民族，诺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能不世界一流吗？●西方强大的全部奥妙：科学与法律，都是希腊哲学演变来的。人们追求一种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的道理、规律、秩序，它超越人的意志，超越物质外表。柏拉图的AcaDemy，中世纪的经院，直到现代University都是追求它。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造成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都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西方人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越明白。而在中国，说的东西不能做，做的东西不能说，闷声发大财，居然算最大的聪明。●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第一人，地位远超过孙中山。●中国没有大学之后，一种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的准大3学左右中国命运。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毛泽东的延安，就是这种准大学。●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领域没有作出任何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甚至还不如林、四横行的文革时期。今天中国大学已成了牟利机构，学生为谋求学位，学校则售卖文凭。●国人喜欢说走出象牙塔，其实要害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象牙塔。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要有用，专业要有用，连人也要有用。人才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它被领导用，被老板用的，说穿了就是打工仔！●所有现代大国通通是文化立国。日、韩是文化立国，连陈水扁的台独战略都是文化立国。但在中国大陆，这个声音传不开来，因为无数占着舞台的蠢货，大脑深度脑震荡，长期可有可无，形同肥肉。●现实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真正的大学生。在自由思想中，在独立行动中，拥有健全的大学生活。感谢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的同学们给我这个讲演机会。今天我讲的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是我对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种不同于主流观念的思考。我想先从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三所大学说起，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4中师范大学，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有份量的，首先要从三位校长说起。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先生是当时最年长、资历最深、最以严谨著称的大学校长，武大的刘道玉先生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改革最激进的大学校长，再一位就是咱们华中师大从学术生涯中走出来校长的章开沅先生。三位都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但他们的风格俨然不同。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十年前我请章先生讲座，他告诉我，当校长时教育部召开的会他基本上都不去，几乎不跟上级官员打交道，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要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做，就让副校长去应对”。朱九思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中工学院治理得非常严谨，井井有条，整个学校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标准化的大学生，所谓“学在华工”的说法，就是在朱九思时代留下来的。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刘道玉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比如推广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5以转系，所有课程可以选修，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校园文化非常活跃。现在的武大已经没有当年的气派，但据说仍然保留着一些痕迹，象女生宿舍没有别的学校那样森严壁垒。当时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兰州大学，都能感受到这年轻的校长，自由、开放、浪漫的校园生活的魅力，当时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女大学生宿舍》，就是在武大校园拍出来的。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武大校长这个职位，而且是在他个人名望的高峰上退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中，居然没有给他安排任何新的职位。当时《中国青年报》发的消息明显带着情绪：武汉大学校长易人，据说是正常换届，新校长比老校长年龄还大。这位最著名的大学改革者还这么年轻就换下来了，再过一年，中国的很多事情急转直下，刘道玉在中国大学的使命彻底结束了，很长时间默默无闻。他办了一些民间学校，有中学，有小学，中间经过很多挫败。去年，刘道玉先生又重新走上媒体，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在北京一个新书发布会上，很多武大校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激情澎湃，非常骄傲他们有这样一位校长，给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在场听了也很激动，不过那个场合不敢说话，因为全是武大校友，地位都很高。但事后，我总觉得有什么要说，便写出来交给道玉先生，发在他的网上。尽管我对武6大，对刘道玉先生抱着很高的敬仰，但我以我的方式看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当时，很多武大校友认同一种说法，我们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小深圳，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意思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武大是小深圳，是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先驱，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但是，我要强调，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就让人莫名其妙了。为什么呢？西方现代文明尤其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农耕文明，它是理性建构的文明，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首先需要的是一群特殊的文化精英，其核心是大学为代表的智慧。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最高的文化机构，最高的象牙塔，它是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可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凭什么深圳竟能带领整个中国往前走呢？因为它的背后是香港，而香港背后是英国，是西方。说到底，原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自己的智慧引领着向前走，而是靠别人的智慧。我有一篇文章叫“百年中国脑震荡”，我要说的是，百年中国的大多数时候，人们的大脑是麻木的，是不清醒的，7靠洋人拽着我们往前走。这不，洋人拽着香港走，香港拽着深圳走，深圳拽着武汉走，武汉拽着黄石走……。这种改革开放的模式，典型的中国特色，只有现在中国人才能理解。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武大的人还很骄傲，可没有人想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胎。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先生本人的命运。我们且不考虑刘先生的个人性格，他的人生轨迹是耐人寻味的，他60年代就是中国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回国，周总理亲自去迎接。70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他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在那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这么一个耀眼的改革明星，这么一个年轻的知识型干部，既没有出任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也没出任教育部长，只是在大学校长位置上一直干下来，八年没有变化。如果这是在欧美国家，那么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校长，当然是全社会最高的权威，他是不屑于其它任何官位的。比如说牛津、剑桥大学校长的资历，他们是社会最高的精英，最高的精神领袖，是部长、市长们没法比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省长见名校校长还要拜见呢！但在今天中国，这个关系是彻底颠倒的，武大校长如果要升上去，必须通8过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长，才能一级级往上升。可是，我们要问：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这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对每一个文明来说，社会成员需要有共同的理念认同。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理念就越系统，越全面，越理性化，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代表这种理念，形成一种权威。所以，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一种专门的机构，或是一个专门的象征来代表大家的共同理念。对原始民族来说，可能是个祭坛，再文明一点的民族，就可能是个庙宇，人们面对它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会收敛自己的欲望，把物质生活先放下，抱着一种敬仰，一种敬畏。这也是一个文明形成的前提，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自己的民间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形成儒学体系。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可以看9做是这些经典影响下发展来的。今天，我们重点要讲，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现代，全球化的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所有其他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大学来的。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Acaemy的东西，今天中国科学院就叫ChineseAcaemyofSciences。柏拉图的Aca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我们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你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这跟其他的思想不一样，尤其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的直觉与感性的思维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10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宗教学术化，尽管一开始还不明显，信仰高于理性。但到了公元12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就使它更加理性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色彩更浓了，人们相信万物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不是乱来的，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原则，按照至善至美的形式，比如说逻辑，比如说数学，来赋予万物以规律。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了，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有些所谓的道理，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荒诞的，经院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读那么多马列不管用，要了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不起作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11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