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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新诗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与戏剧、小说散文比较，中国新诗的80年发展是相对薄弱的。小说毕竟还有鲁迅、沈从文、巴金和老舍；戏剧有曹禺、老舍和高行健；这些作家都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而诗歌却缺少这样的人物。中国新诗面对两个难以超越的高峰：一是中国古典诗歌，一是西方自莎士比亚以来的诗歌成就。诗歌的存在必须有精粹成熟的民族语言，诗歌与语言联系最为紧密，而现代汉语才产生不到100年，用只发展了100年的尚处于年轻阶段的语言能写出成熟的诗歌来吗？中国新诗就它的超越对象来说是显得稚气了一些，但就其自身发展速度来说确是迅速的，而且是成绩斐然。中国新诗只80年发展历程——现代文学的30年和当代文学的50年。现代文学中的30年是新诗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A．第一个10年：1．尝试中的新诗胡适是“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1920）是“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个别诗歌具备现代汉语抒情形式，大部分诗歌仍不能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传统。同期诗人还有俞平伯（《冬夜》）、康白情（《草儿》）、沈尹默（《三弦》）、周作人（《小河》）、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等。新诗的手法一是“白描”，二是比喻象征。这样早期的白话诗也分为两类，一是运用白描手法的客观写实倾向，一是托物寄兴的现代主义倾向。后者在传统诗歌里并不常见。2．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郭沫若的《女神》（1921）是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腾起来。“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和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都在这本诗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湖畔派诗人”：汪敬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爱情诗合集《湖畔（1922）。“小诗体”：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语）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是形式上的半格律体，处处体现出艺术的节制，后来的闻一多与之相似。3．新诗的规范化——新月派如果说《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彻底破坏精神，冲决了传统诗词的格律，新月派则应需而生，它以`北京《晨报副刊》为阵地，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徽因、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主张“理性节制情感”，闻一多倡导新诗的格律化，提出诗歌的“三美”理论：音乐美（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绘画美（中国诗画相通理论）、建筑美（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红烛》、《死水》是他诗歌创作的集中体现。徐志摩是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飞动飘逸的诗情与对形式美追求相结合，使徐志摩总是抓住每首诗特有的“诗感”、“原动的诗意”，寻找相应的诗律。《志摩的诗》是在不断的实验与创造中寻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4．早期象征派的诗歌穆木天提出纯诗的概念，主张诗歌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内生命的反射”，“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其次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世界的东西。”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是早期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之作。B．第二个10年：1．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继承前一个十年蒋光慈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传统，殷夫为代表。特点：一是反映革命斗争和时代重大事件；二是强调诗歌的意识形态化，诗歌的主体并非诗人自己而是一个战斗集体；三是艺术表现上注重写实。这多少背离了诗歌的本质即个体生命情感的宣泄。2．后期的新月派抒情的重心转为“灵魂的战栗”，表现灵魂的战栗，和现代人精神的异化。徐志摩的《猛虎集》、《云游集》是这方面的代表。《再别康桥》属于这一时期，但情绪仍是前一时期的余绪。新诗人的加入，如陈梦家、方玮德，多为徐志摩的学生。在形式上进行“十四行诗”的转借与实验。3．现代派诗人施哲存在《现代》发表的《又关于本刊的现代诗》，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宣言。强调要写纯然的现代诗，它在谱系上与早期的象征派诗歌相承；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诗坛首领”是戴望舒、卞之琳。其中戴望舒以《雨巷》一诗获得“雨巷诗人”的美称。4．汉园三诗人1936年《汉园集》收入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卞之琳最为瞩目。他受到徐志摩和戴望舒的影响，为新诗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即由主情向主智的转变。他是新诗历史上一位具有自觉哲学意识的诗人，其诗歌于平淡中出奇，因为他善于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哲学的穿透与开掘。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另一位智慧诗的作者是废名。他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C．第三个10年：1．艾青在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上完成了历史的“综合”的任务。一方面坚持发展“中国诗歌会”诗人忠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克服扬弃其“幼稚的叫喊”的弱点，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了现代派诗人新诗艺术探索中取得的某些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诗歌艺术，他吸取了郭沫若式的激情，也吸取新月派的外在形式的追求，艾青使中国新诗开始追求一种内在的美。成为第三个十年最有影响的诗人。也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新诗人之一。2．七月诗派的出现抗战之初中国诗歌会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都唱起了民族解放的战歌。抗战相持阶段经过诗歌审美艺术特征与政治宣传的争论，使人们对诗的内容与形式的认识达到新的水平。出现很多把新诗的艺术探讨提高到理论高度的学术著作：艾青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谈》、李广田《诗的艺术》、朱光潜的《诗论》。在诗歌创作上对失落的诗歌个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臧克家写出《泥土的歌》，戴望舒写出《灾难的岁月》，出现了风格的转化，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在此期间影响最大的就是七月诗派。此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胡风为中心，以《七月》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形成的一个青年诗群。代表诗人有：鲁藜、绿原、冀方、阿垅、曾卓、卢钿、方然、牛汉等。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从冯至等校园诗人到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由西南联大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老一辈诗人，和穆旦（查良铮）、郑敏、杜运燮、袁可嘉、俞铭传、王左良、赵瑞蕻等年轻诗人组成。是历史的机遇把新诗的主要代表集中于这简陋的天地里，中国成名的、不成名的、已经成型的、尚未成型的诗人一起进入了人生与艺术道路上难得、少遇的“沉潜”状态。这首先是生命的“沉潜”——这是一种经历了战乱中的流亡，有了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后的生命沉潜：他们面对现实与自然默思，将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沉重与灾难潜入内心深处，将民族本位的、更具感性（非理性）的战争体验转化为（融入）个人与人类本位的、更具形而上色彩的生命体验与思考。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是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与同时期出版的朱光潜的《诗论》、艾青的《诗论》，同为新诗理论的经典著作；为新诗的发展寻找更丰富的艺术资源，他们的艺术探讨的触角既伸向中国古代诗歌（文学、文化）传统，同时开展了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师生们以更加开放的眼光，与当代世界师潮进行直接的交流：冯至、卞之琳翻译和介绍了里尔克的诗歌与小说，燕卜逊则以当代英国诗人的身份开讲《当代诗》，而后期象征派诗人奥登这一时期的访华，使得40年代的校园诗人的创作以逼视（直面）现实、人生、自我的矛盾（分裂）为主要追求与特点的，而且他们将这种现实与灵魂的逼视上升为既保留个体的独特性，又是普遍、超越的人类经验和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同时又通过对现代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探讨与实验，将其转化为审美的形态。这“知性的提升与融合”与“文本实验”的自觉，都是充分体现了校园诗歌的特色的。冯至的《十四行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诗歌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4．九叶派抗战结束后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回到北方（北京或天津），他们和在南方的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相互寻找，遥相呼应，彼此确认共性，远距离地携手走上上海的《中国新诗》这块诗垦地，这些人虽未曾谋面，但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流派特征。1981年他们中几位老诗人结集出版了他们当年的诗选《九叶集》，后来“九叶派”便成为海内外流行的称谓。九叶诗派的走红，一方面因为40年代的诗歌得以在尘封中挖掘，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新时期又焕发了创作的青春。也就是说九叶派作为40年代的诗歌流派，在80年代仍在活跃着。在文学史上以穆旦为首的九叶诗人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他们强调：一是诗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二是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只有变化多，弹性大，新鲜，生动的文字与节奏才能适当地，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思想的急遽变化。”强调诗的思维和语言的基本改造，这是中国新诗派的特征，也集中体现了它的反叛性与异质性，这恰恰是与早期白话诗的主张遥远呼应。这一派的诗人在80年代能复兴和重新被认同，也许正因为它与当代诗歌有着审美价值的一致性。或者说中国新诗派是对现代中国新诗30年发展的一个总结，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形成做了一个准备。最能体现中国新诗派的这种反叛性与异质性的，无疑是它的代表诗人穆旦（1918——1977）。穆旦在他的代表作《被围者》里，这样写着他的新发现：“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他们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要坏——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希望才会来灌注：推倒一切的尊敬！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翻转，才有新的土地觉醒。……”早期白话诗人所提出的建立现代新诗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的历史任务，到穆旦这里开始得到了初步的落实，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