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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代表的沉浮引言对于二十世纪，中西方的研究者都认同这是一个“伟大的世纪”。这个“伟大的世纪”结束的时候，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均将新中国的成长当做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奇迹”。尽管他们对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心情复杂，但出于研究者的学术公正，新中国作为不可忽略的现象仍被列入重大事件之中，而创造这一“最伟大的奇迹”的正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议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以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是，由此所点燃的革命的火把，给黑夜沉沉的中国大地带来了一道光亮，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也由此谱写出了灿烂的篇章。出席中共一大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有13人，另有共产国际及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两名外籍人员。中共一大代表的曲折经历，尽现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中共一大背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１９２１年６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７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中共一大地点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后称望志路１０６号，现改兴业路７６号）召开（李书城家）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和第二次会议都在博文女校召开，分别是7月23日和7月24日，之后休会起草文件占用两天，第五天才转到李汉俊哥哥家继续开会。而后，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会议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中共一大时间“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早已成为惯例，因此“七一”就被当然地视作一大开幕的日子，其实并非如此。对于一大开幕的日期，存在着6月、7月1日、7月23日、7月底等多种说法。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的党史专家以及香港的民间研究者邓文光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根据尚健在的亲历者的回忆，再参照代表行踪、会场被法租界警探搜查记录等，最终考证出一大开幕的日期是7月23日。其中，陈公博于大会闭幕后不久所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成为推断出一大开幕日期的重要一环。因为此文写于会议结束不久，其回忆的准确性就比较高。他说，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见面的时间是在“到上海的翌日”，即一大的第一次会议上，而陈抵达上海的日期则为7月22日。由此即可轻松地推断出一大的开幕日期为7月23日。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７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１９４１年在党成立２０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７月１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生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中共一大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２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一大代表的五种结局一直参与革命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有两人：毛泽东、董必武。革命斗争中牺牲四人：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被敌人杀害，王尽美病故，也算是烈士。曾经脱党但坚持革命的两人：李达曾经脱党，后来又再度入党；李汉俊曾经脱党，但并没有停止革命工作。从“一大”代表到脱离革命走向对立面，再到寻找组织、迷途知返的两人：刘仁静和包惠僧，当然他们不能再重新入党了。叛党变成反革命的三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而陈公博、周佛海成了汉奸。毛泽东：奋斗终身勋绩永存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毛泽东（1893——1976）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党内元老光明磊落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董必武（1885——1975）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何叔衡：信念石坚视死如归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何叔衡（1876——1935）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邓恩铭：不惧挫折献身理想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邓恩铭（1901——1931）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陈潭秋：奔走革命被害新疆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陈潭秋（1896——1943）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农工先锋鼓动斗争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王尽美（1898--1925）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李汉俊：半途退党倾向革命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李汉俊（1890——1927）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李达：脱党入党“文革”惨死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李达（1890——1966）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陈公博：私欲熏心随欲而变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