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变迁论述

龙源期刊网唐代佛教变迁论述作者：李家男来源：《西部学刊》2019年第06期摘要：唐代佛教的变迁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出现的。唐代贵族政治的兴衰与中央、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唐以后中下层官僚和民众的崛起，使得佛教的礼仪、教义等方面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产生了贴近平民的禅宗与净土宗等佛教流派，使得佛教逐渐平民化、通俗化。同时，佛教的平民化、通俗化也推动了文学艺术的通俗化，至宋朝达到高峰。关键词：唐代：佛教：平民化；变迁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6-0041-03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唐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律令政治，经过五代十国以武人为中心的割据时代，到宋代以文官政治为中心建立王朝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发展愈加平民化，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导致各阶层联系加强。佛教处在这种环境之下，也不得不发生改变，逐渐趋向平民化，禅宗、净土宗等流派先后出现。在唐后期藩镇割据与庄园经济的影响下，佛教与地域性的信仰相融合，逐渐在社会下层传播开来。一、唐代前期的佛教发展情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权主要是以贵族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出身于鲜卑族世系的关陇贵族集团。因此，到唐前期为止，佛教主要受到皇室贵族的庇护与支持。唐代初期长安建造寺院超过百间，这些寺院几乎都和皇族、门阀贵族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个时期，出家为僧的人也很多，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有三千人为僧，到贞观二十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万七千人。或许是出家为僧的人过多的原因，到中宗时期不得不改变之前的方式，仿照科举制来选拔僧侣。唐前期的佛教受到皇室及贵族的支持，也要接受来自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据《唐六典》记载：“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道本玄元皇帝之教，不宜属鸿胪。自今已后，道士、女道士并宜属宗正，以光我本根’，故署亦随而隶焉。其僧、尼别隶尚书祠部也……隋崇玄署丞一人，皇朝因之。崇玄署令掌京、都诸观之名数，道士之帐籍，与其斋醮之事。”[1]467由此可见，唐代延续隋朝的制度，采用同样的方式来管理佛教，截止天宝二年，寺院及其僧侣要接受鸿胪寺下属的崇玄署管辖。由于唐代前期的佛教主要是受到皇室成员、上层贵族的支持，为了彰显贵族风范，整个佛教都透露出庄严和华丽的气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这样的法会：夏四月八日，大帝书碑并匠镌讫，将欲送寺。法师惭荷，圣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花，共至芳林门迎敕。又遣大常九部乐长安万年二县音声共龙源期刊网送。幢最卑者，上出云霓；幡极短者，犹摩霄漢。凡三百余事，音声车百余乘。至七日冥集城西安福门街。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敕遣且停，仍迎法师入内。至十日天景晴丽，敕遣依前陈设，十四日旦方乃引发幢幡等，次第陈列，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帝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设二千僧斋，陈九部乐等于佛殿前。日晚方散。[2]269这场法会受到皇帝的支持，或许这是皇帝为了忏悔自己的罪孽，供养死去亡灵，但是其中的庄严和华丽也足以彰显王朝的实力。唐代前期的佛教多以传播修功德的思想为主，以此为中心纪念死者的设斋仪式、修建的寺院也随之进行。这些设斋仪式、修建的寺院多是为皇族和门阀贵族服务。例如，武德元年为先祖祈福而建造有关寺院与神像，贞观二年、二十二年分别为前朝和文德皇后设斋祈福。综上所述，唐朝前期的佛教活动多以皇室成员、上层贵族支持为主，佛教的仪式显得庄严、华丽甚至是奢侈。贵族性质的法会与设斋仪式也比较常见，其多以供养亡灵与祈福修功德为主，以此来保佑王朝的繁荣与稳定。因此，唐朝前期的佛教与皇室成员、贵族联系密切，下层平民很难参与进来。二、安史之乱后的佛教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是唐代最繁荣的时期，但边境民族间的摩擦逐渐增多，导致局部战争频发。杜佑在《通典》中有这样的记述：“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3]4980这些记载就足以表明唐帝国当时的社会环境。经过安史之乱所带来的混乱，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威信被削弱，唐朝进入了藩镇割据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佛教逐渐失去原有的支持者，转而寻找新的支持者。在经过长期的战争后，唐王朝的衰退愈发明显。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危机，唐中央转变政策开始卖官卖爵，卖度牒在特定时期成为政府收入的来源。据《旧唐书》记载：“及安禄山反于范阳，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4]2087虽然最初卖度牒是玄宗作为紧急筹措资金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行为导致僧侣数量不断扩大，到武宗会昌毁佛时期，在籍的僧侣数量达到26万人之多。《旧唐书》记载：“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识大体，以聚人曰财，乃下令卖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储积为务。”[5]3354唐后期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而不断加税，使得许多下层平民被迫成为僧侣或者成为寺院的“寺户”得到其庇护，这些“寺户”为寺院农耕、杂役等。这样就使得寺院与僧侣同下层平民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为佛教平民化提供了基础。同时，这使得政府失去了一定数量的税收来源，也增加了寺院本身的财政压力。龙源期刊网安史之乱后的佛教仍能保持着奢华的寺院建造与华丽的法会仪式。《大正新修大藏经》记载：“时属秋雨，霖霪不休，所司奏闻，请更延日。永泰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刘清潭，宣奉进止两寺百座，先令二十三日迎经，为霖雨宜改至二十六日迎经开讲。其诸司供料，着人计会，准改日造。改期甫至天雨未晴，恩旨又延九月一日。是日也，两街大德，严洁旛花，幢盖宝车，太常音乐梨园仗内及两教坊。诣银台门，百戏繁奏。”[6]751法会的规模虽不及唐代前期，此时的上层官僚与贵族仍然对佛教投入巨额资金。《旧唐书》记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7]3418《资治通鉴》记载：“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棰曳僧尼。造金阁寺于五台山，忻州五台县有五台山，释氏相传以为文殊道场（注详见后）。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钜亿者，亿亿也。此言大数之亿。”[8]7315由此可知，此时期的社会上层人士依然会对佛教给予支持，上层的法会同样延续唐代前期的情况。《旧唐书》记载：“缙弟兄奉佛，不茹荤血，缙晚年尤甚。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妻李氏卒，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7]3417为前人的祈福等设斋活动也逐渐有了一定的模式。《旧唐书》载：“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喜舞，迎呼道路。”[7]3418经过安史之乱，社会对于为亡灵祈福的佛事活动也逐渐增多。由于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的衰落，以至于不能像唐前期给予佛教足够的支持，加之僧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寺院也急需寻找更多的支持者。这个时期藩镇与寺院的联系逐渐加深，节度使同下属官员积极参与佛教活动。同时藩镇统治之下的平民也加强了与佛教的联系，在现有出土的敦煌文书中可以寻找出线索。综上所述，安史之乱之后的佛教在为贵族服务上依然保持着唐代前期的特点，但由于中央政权权力和影响开始衰弱，使得佛教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支持，逐渐向下层转移，开始出现平民化的趋势。三、中晚唐时期的佛教中晚唐时期，唐中央政府不仅受到来自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的威胁，还因为内部宦官与官僚势力的相互倾轧而举步维艰。由于中央政权的衰落以及两税法的实行，使得藩镇节度使势力逐渐增大，特别是两税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拥有庄园的新兴富裕群体逐渐扩大，并逐渐同地方藩镇势力加强了联系，为其提供财富以及人才。此时的佛教最初仍然保持着以往来的传统，建造庄严的寺院举行华丽的佛教仪式；但是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到中晚唐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僚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力的势力；同时，唐代门阀贵族逐渐衰落，已不能给予佛教足够的支持。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反佛教的风潮，以韩愈为代表的科举系官僚进行了反佛教与反奢侈运动，这就为会昌毁佛提供了思想基础。龙源期刊网在会昌毁佛之前，佛教斋戒会等仪式已经逐渐在地方平民层流行起来，特别是密宗、净土宗等教派在社会上受到广泛欢迎。其斋戒会的情况在《全唐诗》中有记载：“一住毗陵寺，师应只信缘。院贫人施食，窗静鸟窥禅。古磬声难尽，秋灯色更鲜。乃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9]5650同时，佛教将中国传统的祖先祭祀以及地域性信仰进行了融合。《旧唐书》记载：“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0]4210这也导致不仅是上层门阀贵族，中下层富裕群体也开始支持佛教。加上安史之乱后，买卖度牒使得寺院与僧侣数量增加，出现了佛教的繁荣期，从由皇帝敕令而举办的法会到门阀贵族在家举办的法会等等，民众也逐渐参与进来。由于此时的佛教礼仪同平民层非常接近，因此逐渐开始使用通俗的方式解读经文。灭佛之前的俗讲有着华丽的特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又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从大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11]369由此可知，唐代中晚期的佛教法会规模依然盛大。这样的繁荣在会昌年间就结束了，宰相李德裕向武宗进言主张灭佛。《佛祖统记》记载：“四月诏检校天下寺院僧尼数。五月敕两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敕诸寺立期毁拆。括天下寺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所。寺材以葺廨驿，金银像以付度支，铁像以铸农器，铜像钟磬以铸钱。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僧尼归俗者二十六万五百人。穆护火祓并勒还俗凡二千余人。”[12]386灭佛运动在会昌六年随着武宗的死亡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寺院等的重建。但是，此时贵族阶层的经济支持已不复往日，佛教再也没有回到之前的繁荣。取而代之的是以新兴富裕群体为代表的中下层平民的支持，禅宗与净土宗开始活跃起来，之后的俗讲也逐渐平民化。此时期的佛教由于会昌毁佛的原因，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期虽然有一定的反对风潮，但依然不影响佛教的繁荣，并且佛教继续向中下层推进并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经过灭佛运动，使得佛教向中下层传播，通俗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四、唐王朝灭亡前后的佛教唐王朝灭亡前的社会动荡不安。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未能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麻烦，特别是财政压力以及宦官同官僚之间的斗争等。这些问题无疑给平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南方兵变频发，例如《资治通鉴》记载：“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桐柏观在台州唐兴县天台山，宋改唐兴县为天台县，桐柏观赐额崇道观。观，古玩翻。范居植死，刘勍仅以身免。乙丑，甫帅其徒千余人陷剡县，帅，读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