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

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作者：吴必康发布时间：2014-07-02来源：江海学刊字体：大|中|小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经济大国，其经济政策和理论在世界上具有典型性，影响广泛，有长期历史实践，至今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这两只手的关系变动。其中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在英国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中，这两只手相互矛盾，相互交替，形成一种重要历史现象——经济政策的“钟摆运动”：从注重国家干预之手的重商主义，走向积极推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自由主义，继而“回归”重视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随后是新自由主义重新力推“看不见的手”，18年后又走向欲求两只手平衡的“第三条道路”。这些政策和理论的变化犹如钟摆，摆到极限，必然回摆，力图在社会经济的变革与稳定之间调节和平衡。“在现代，经济失败也就是政治失败。”①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有社会政治代价。经济政策绝非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单纯政策，它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政治行为，广泛影响社会政治和民生利益，需综合考虑。因此，西方有一流行之语：“经济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给经济学家。”探讨英国经济政策的变革和得失，不乏历史启迪意义。从重商主义到经济自由主义重商主义是英国最早的国家干预思想和政策体系，后为经济自由主义取代，形成第一次经济政策大变革，开创了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各有盛衰的历史。(一)重商主义盛衰。重商主义产生于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革时代，是与工场手工业和资本原始积累相适应的经济学说和政策。16～18世纪，英国形成了自然经济瓦解、原始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的历史巨变，重商主义走向全盛。经济理论是实际利益的思想表达。重商主义学说作为近代英国的早期经济意识形态，反映商业资本利益，论证重商政策，为利用国家干预手段提供思想基础。它以金银货币为财富，认为流通领域是财富源泉，主张国家敛积财富并干预经济活动。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外贸出超，少买多卖，禁止金银输出。晚期重商主义也要求增加货币财富，但鼓励出口和制造业，又称重工主义，因外贸和工场手工业发达，货币的资本作用显现，改变了对金银的简单态度，认为货币要流通才能成为资本并增值，外贸不必囿于一时数量，只需有盈余顺差。重商主义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和商业资本的利益，也体现了王朝君主的利益。君主要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在政治上强化王权，抗衡贵族，在经济上充实政府财源，重商主义是他们的经济要求，也是稳固王权的政治手段。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弱小，需王权保护，抗衡外国竞争和争夺市场。重商主义压低国内消费，不顾惜劳动人民贫穷，易于产生社会动荡压力。在这些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和君主权贵互相利用，产生共同利益，导致近代英国“权力与资本”的第一次结盟，形成以王权为主体的重商主义国家干预思想和政策。重商主义及其国家干预是一整套政策体系。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多达250个左右，广泛涉及工农业、工资物价、商业金融、关税和进出口等。重商主义政策客观上对经济发展有推动和保证作用。②金融政策是禁止金银出口，鼓励进口。贸易政策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还颁布航海条例，规定商品由本国船舶运输，严禁走私和管制价格等。政府逐渐取消地方关税，统一国内市场，维护经济秩序，规范交易行为，包括生产质量标准和规定工资水平，保障廉价劳力供应。政府批准许多特许贸易公司，商人则利用王权进行垄断贸易。简言之，重商主义形成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关税政策，敛聚金银和积累资本的金融政策，鼓励生产的工商业政策，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低工资低消费的劳工民生政策的政策体系。这对原始资本积累和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促进作用，带来了“好日子”：英国经济开始崛起。然而，重商主义国家干预有弊病。它以行政手段推行经济政策，是其有效之处，也是弊病之处。“当时，几乎所有工商业领域都受制于非常细致的立法控制”以及各行业的“自我管制”③。久之，不利经济发展。尤其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重大问题上，重商主义重创造、轻分配。而此时英国社会已发生变化：一是资产阶级逐渐壮大，要求摆脱封建生产关系，“权力与资本”的重商主义结盟逐渐破裂，形成本质冲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资产阶级与斯图亚特王朝频发冲突，如权贵巨商有特权利益的贸易垄断，虽经激烈斗争有所改变，但弊病没有根除。从航海条例到苛捐杂税，从繁琐管制到官商勾结，都限制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二是社会代价沉重，民生艰苦。重商主义认为下层人民拥有财富不是“国富”，“为了给出口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源，必须使劳动群众经常处于贫穷地位，这样可以使国内消费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和增加出口竞争力。④不惜民穷求“国富”的政策不利于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王权与资本的结盟告终，但辉格党托利党的主要经济政策无实质创新，重商主义依然盛行。“工业受到各种形式的限制性立法、航海条例和关税束缚。”⑤在国外，重商主义政策时常导致战争。最严重的是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大败，重创经济，危及初兴的工业革命，表明重商主义不利于资本“自由”扩张。重商主义有利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和原始积累，在完成历史任务后，作用发生相反变化，从“顺应”变为“逆行”，“好日子”逐渐变成“坏日子”。政策不再适应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不再合乎新实践。经济政策的钟摆开始反向运动，从“看得见的手”摆向“看不见的手”。(二)经济自由主义的沉浮。工业革命使英国开创以近代工业为生产力基础的市场经济。产业资本和工业资产阶级成为新主角，关切经济政策，要求有适合工业资本发展的新制度、新理论和新政策。基本指向是能最大限度自由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及相应政策，并有新理论来论证它们，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才能使财富迅速增长及其发展规律等。经济自由主义逐渐产生。配第提出尊重经济规律：“高明的医生并不乱给病人用药;相反，他们都密切注意并遵循自然的运动，而不用他们自己的猛烈药方来反对自然的运动。同样，在政治问题及经济问题上，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⑥1759年，亚当·斯密首次提出有“看不见的手”⑦。1776年他出版的《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高峰，认为个人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但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的自身利益使他的选定有利于社会的用途。⑧“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经济活动，自由竞争提高经济效率。这只手就是市场价格机制，可由私利通达公利，即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保守主义鼻祖伯克推崇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以人性为基础，恒久不变”⑨。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只是保障财产和维护秩序的“守夜人”。自然秩序、理性经济人、经济个人主义、市场自动调节等思想，后由李嘉图等人丰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经济规律事实。经济自由主义必然与重商主义冲突。《国富论》在当时就体现了现实政治冲突。英王乔治三世扩大王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在美国独立问题上损害资产阶级和辉格党的利益。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次年，《国富论》出版，公开为美洲人辩护，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矛头所指，不言而喻。英国战败后，经济自由主义逐渐得势，成为主流理论，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两大政党。从此，政党和工业资本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的第二次结盟，改政策以资本为主体，重点突出自由。工业革命时期经济政策的一个特色是“双重政策”：对内推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对外继续重商主义政策。托利党的小皮特是坚信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位首相，他以亚当·斯密学说为思想基础，实行经济改革，有利于经济发展，史称“新托利主义”。国内妨碍经济发展的旧政策法规逐渐消除，但在对外贸易中，小皮特等多届政府未革除重商主义，如对粮食等数百种进口物品征收高关税。这种双重经济政策在英国尚未完成工业革命并取得经济优势时，实际作用是发展自己，压制别人。最后是反谷物法斗争将经济自由主义推向高潮。谷物法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其主旨是限制甚至禁止谷物进口，抬高粮价，有利于土地利益集团而不利于工厂主、工人和百姓，经常导致食品暴动，成为社会动荡之源和执政难题。在各国历史上，粮价从来就不是单纯经济问题，而是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工业资产阶级掀起反谷物法运动，受到贵族地主集团阻拦。1845年发生“土豆饥荒”，民生困难，自由党领袖罗素勋爵痛斥谷物法是“商业萎缩之原因，农业凋敝之祸害，阶级仇恨分裂之根源，人民贫穷、狂热、大量死亡和犯罪之缘由”，“谷物法把整个国家搅动不安”。⑩执政的保守党就此严重分裂，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皮尔首相主张废除谷物法，缓解社会危机;既得利益的贵族地主集团十分愤怒，其首领迪斯累利指责皮尔首相有意摧毁自己的政党，是政治罪行，“不仅是要废除谷物法，而且还要把权力从某个阶级转给另一个阶级——即明显拥有知识和财富的英国制造业阶级”(11)。皮尔首相处境艰难，如维护贵族地主利益，拒废谷物法，社会动乱则难以想象;废除谷物法则能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统治阶级整体权益，但要牺牲自己。皮尔最终决定废除二百年的谷物法，随后黯然辞职。此举缓解了社会危机。1848年欧洲革命时，皮尔说：“许多在1846年高声谴责那些措施(废除谷物法)的人……在1848年4月10日(第三次宪章运动大规模游行日)却公开庆幸：好在有了废除谷物法的预防措施。”(12)不久英国又废除了《航海条例》，大多数商品取消关税。英国成为第一个自由贸易大国，确立了经济自由主义。这次经济政策变革的背后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至此，经济政策的“钟摆”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带来了“好日子”：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到19世纪末期，经济自由主义登上巅峰，也开始走向极限，国内有市场失灵和社会问题，国外自由贸易政策难以为继，于20世纪初期形成重重危机。在理论方面，自由放任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表现。凯恩斯认为自由放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那里是找不到的;英国是在边沁的作品中才发现了自由放任：“一般的原则是政府不应做也不应试图做任何事，在这些情况中，政府的箴言或口号应是保持沉默”，工农商业对政府的要求是“别挡了我的太阳”。(13)自由放任符合资本利润最大化和限制最小化的要求，认为管事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穆勒提出：“除非有某种巨大的益处，对自由放任的任何背离都必定是一种邪恶。”(14)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弊病逐渐突出。就在1823年“看不见的手”步入佳境时，一位议员发现：“许多存钱加贷款买地的农民，完全被投机买卖毁掉了。许多家庭坠入赤贫，却对那个把他们打翻在地的‘看不见的手’毫无所知。”(15)1825年英国发生首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从此，生产急降、企业破产、投机泡沫、经济混乱等经济现象，加上失业贫困严重和阶级矛盾等社会现象，成为常见的危机景象。19世纪末到1929年经济大危机，英国社会经济进入不稳定时期。“随着资本积累的规模增大，维持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得日益艰巨，所遇抵抗也更加组织化……要维持资本积累和阻止利润下降，还要应付来自国家内部工人阶级、被压迫民族的政治压力，它们威胁着国家的生存和资本的活力。”(16)社会经济日益复杂，市场失灵和社会问题突出，需要公共权力化解。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同样偏重财富创造而忽视分配。阿克顿一针见血地指出：“亚当·斯密只为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办法，没有为财富的分配找出办法，因此，他的理论对民主无多大助益。”(17)这一批评直击经济自由主义的政治要害。自由放任限制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发展，更不能创造出市场经济稳定发展所需的新型国家干预。“看不见的手”高度发展，却难以实现自我调节，自由放任变成放任自流，激化矛盾;另一方面是“看得见的手”软弱无力，难以控制矛盾。“两只手”严重失衡，社会代价高昂。同时，经济自由主义依赖自由贸易，其实力基础是世界工厂地位。然而这一实力基础开始瓦解。1896年，一位记者发表《德国制造》文章：“看看你们的周围……各位的衣服的布料是德国织的……甚至各位喜欢看的报纸的纸张也是同一个地方产的。”即使烧掉德国制造的包装纸，手拿的拨火棍也是“德国制造”。(18)“德国制造”使自由贸易成为党争激烈的政策难题。经济自由主义的坏日子接连到来，反向的“钟摆运动”又开始了。从经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20世纪前期，英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西方经济大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史上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