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中国发生了什么-1961年中国不可不知的47件大事记

1961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1961年中国不可不知的47件大事记时间：2017-10-3109:46:57来源：8794网编辑：小霸气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月14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争取巩固、充实和提高。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要求贯彻12条《紧急指示信》，进一步调整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整顿干部作风，调整干群关系，彻底检查和纠正“五风”;彻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彻底清理平调帐目，坚决退赔。全会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于上年9月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决定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次会议重新恢复了八大确定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重大转折。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1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其基本内容是：1.财政大权集中于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2.国家财政预算，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一本帐，坚持“全国一盘棋”，不准打赤字预算。3.对各地区、各部门和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加强管理，进行整顿。4.坚决纠正把不应摊入成本的开支挤入成本的现象。5.不许把流动资金用于基本建设，不许把信贷资金用于财政性支出，不得赊销和挪用国家的商品和物资。《报告》还指出，中央与地方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办法，企业留成比例缩减一半，基建投资包干改由建设银行拨款监督，税收的调整，要经中央的批准。总的精神是改进基本建设、税收、城乡人民公社的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1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规定内容是：一、经济管理的大权应该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委(市、自治区)三级，最近两三年，应当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二、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三、中央各部直属企业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部门。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导;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统一指挥。四、凡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国家按行业分配给各“口”的统配物资，由中央主管各“口”负责进行安排。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对中央直属企业的物资进行调整时，必须征得主管部门的同意。五、财权必须集中，各级都不许搞赤字预算。贷币发行权归中央。六、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部门、各地方都不准突破。七、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物、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任务，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月中旬，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这八字方针的原因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反右倾”以后提出的1960年“更大的跃进”，到1960年年中已难以进行下去。在7月至8月上旬的中共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的问题。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8月底，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建设、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取得的经济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定八字方针，是党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10年中指导方针上的重要转变。开始三年经济调整本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经济调整工作。调整方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此前1960年9月，中央批准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1961年1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党中央决定自1961年起，采取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纠正“共产风”，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精减职工，扭转财政赤字等主要措施。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经济调整工作比较迅速地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1962年，农村政策的调整取得了重要进展，1962年底，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也开始出现了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前四年连续出现的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出现了迅速恢复的好形势。农村实行“三自一包”政策本年初，中共中央逐渐明确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为了纠正共产风，1959年5月7日党中央发出的通知中指出：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以利于发展猪鸡鸭鹅。1960年11月，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明确规定：“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开放“有领导有计划的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一部分集体企业的自负盈亏，是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规定的。包产到户首先是在农村基层，作为克服农村经济困难的一种措施提出来的，后得到当时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某省少数领导同志的宣扬推广。毛泽东开始也曾同意试行。包产到户是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自由市场是对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通俗称呼。“三自一包”政策，当时对增加农副产品，促进农村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有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中共中央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2月下旬，为了系统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体制、规模、分配、公共食堂等问题，党中央着手起草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3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南三区(中南、西南、华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主持北三区(西北、华北、东北)会议，分别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3月14日“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合并，在广州继续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条例草案。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全党和广大社员群众切实解决几年来人民公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还到各地亲自调查研究，听取讨论意见。5月21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取消了供给制，规定公共食堂办或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6月15日，中共中央将修正草案发给全国讨论试行。安徽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3月6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生产责任制，特点是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原则下划分“责任田”，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农户单独经营。不久，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对此提出批评。省委书记曾希圣于3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解释说这种包产有分配统一等五个统一，所有制没有变，是一种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有许多好处。7月，曾希圣曾向毛泽东直接汇报试行情况，得到了他的认可。安徽省又继续试行了下去。到秋天，实行这一办法的生产队达85.4%。与此同时，广东、广西、河南、湖南等省区也都采取了包工、包产的办法。同年10月，毛泽东提出农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认为这就可以解决农村的问题，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12月，毛泽东向曾希圣表示了这个意思。此后，“责任田”问题被当作“单干风”看待。1962年3月，安徽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决议，承认了“责任田”“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进行了纠正。9月，邓子恢主张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农业生产责任制随之夭折。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1957年以后个人迷信逐渐发展。1958年3月的中共成都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就批评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党、全国、全军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对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的宣传中，出现了简单化和不真实的现象。因此《报告》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事实不真实。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陈赓逝世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陈赓原名陈庶康，1903年出生，湖南省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第二次东征。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1928年起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1年9月后任红军第4方面军12师团长、师长，红军干部团团长，第1军团1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长征和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和太岳纵队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并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谢集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后参与指挥了吕梁、汾(阳)、孝(义)、晋南攻势、洛阳、宛西、郑州、淮海、渡江、广东、广西、滇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1951年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原军副司令员。1952年回国后，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致信参加“三北”会议的中央同志，建议他们亲自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此前，毛泽东曾号召领导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之年”。3月14日，“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随信发表了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信中要求县级以上的党委领导人员，把深入基层进行系统的典型的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制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广州会议后，中央和地方领导都先后深入到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刘少奇赴湖南长沙、宁乡，周恩来去河北邯郸地区，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邓小平、彭真到北京市郊顺义、怀柔调查，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会后，全党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重新提倡调查研究，成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