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2002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重点学科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共同举办了全国文艺学前沿问题与文艺理论教学高级研修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的20余位著名学者，与分别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70余名教师，相聚北京雅园，共同探讨当代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学者们在短短4天里认真听取了专家们精彩的讲演，同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这次研修中，专家们分别就文艺学各种前沿问题向学员们作了精要的介绍，并将各自对文艺学前沿问题的理论思考传达给学员们。研修班其间大家还就文艺理论教学的改革问题作了深入探讨。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陈传才、金元浦、王岳川、程金城等人主持了各次研修与讨论，专家们回答了学员们提出的大量问题，并与大家展开了交流、碰撞、辩论与对话。本次研修班是中国人民大学50年代“文研班”的继承与发展。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受中央委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起合办文艺理论研究班，周扬亲自出任班主任。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家与文艺批评家。本次全国研修班学员承继了它的前身文研班的良好学风，认真学习讨论，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研究了现实问题，开阔了理论视野，拓展了教学与实践的空间。尽管当时北京的气温很高，世界杯足球赛也正打得火热，但学员们学习的热情更加旺盛。通过几天的学习，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一、全球化与文艺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早在1996年10月的西安会议中就提出来了。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具体的表征之一，就是一些学者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持怀疑态度，将这一认真的学术探讨说成是学术炒作，是一个伪命题。对此，钱中文先生立足全球化语境这一现实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钱中文先生首先提请大家注意，与经济全球化伴生的是文化的一体化，即西方文化日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中心话语的地位。在这样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它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那种认为重提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是炒作的观点是典型的无根心态的体现，而认为重提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是伪命题的观点则表现出对古代文论的虚无主义态度。钱中文又进一步指出，文化全球化更近于当年歌德基于人性的共同性而提出的世界文学，抹去其中人性论中的唯心思想，文化全球化应该由世界各民族文学构成的共同体：不是文化一体化，而是文化多元化。由此，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就浮出了历史地表，自然重提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也不是什么伪命题，而是纠偏、承续与建设中国特色文论的必然要求使然。所谓纠偏，是纠正“五四”以降文论建设过程中一味追求横扫旧文化的批判精神；所谓承续，是西方文论可以学习、借鉴与吸收，但不能代替当代文论的建设,只有激活建基于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古代文论，使之融合而为当代文论的组成部分，才能建立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不是文化的民族主义。基于这样的现实语境，钱中文先生要求我们以当代意识为基础的现代性，和与之相通的不断生成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性为准则来观察问题，他倡导以宽容、对话、综合与创新的新的思维方式来建构新的文学理论形态。基于这样的认识：全球化/一体化，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说词，这个说词蕴含有浓郁的理想主义或者说是浪漫主义色彩，它掩盖了文化多样化表象背后的权力关系。纽约大学副教授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悖论：多样性还是单一性》，审视我们这个时代支配人们意愿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运演逻辑。揭露全球资本主义需要的全球性政体形式的不道德和不人道，在看似提供“法律和秩序”的政体背后价值标准的两重性：用文明的标尺彻底排斥它者，确保自我的绝对自由和安全。考虑到这种现实情况，如果抽象地、非历史地抨击民族国家、民族主权、民族文化和政治生活等理念，结果，对后现代/全球化主体性的认识迟早就会变成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理念的重新确认，后现代/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普遍要求迟早会变成罩着一层薄薄面纱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他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西方主流文化隐藏在包容性背后的排它性、平等背后的不平等性和排斥异质性的意识形态的同质性，用杰姆逊的话概括即是一种“压抑的多元性”。上述表明，“后现代”和“全球化”这两个词标志着文化变成政治的历史时刻，对全球化空间中的文学问题作政治哲学的理解，可以促使我们与后现代主义和去中心消费主义这些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财富保持“谨慎的距离”，明确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深刻悖论：在自由、多样性和多元性背后的霸权秩序，从而始终保有清醒的批判意识。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在《全球化问题与中国文化输出》中，则从6个方面探讨了全球化中文化危机问题以及中国的立场。文化危机问题有的是世界性的，诸如精神病、自杀、艾滋病等；有的是立足民族主义立场建构起的文化中不可避难地潜存的中心立场带给文化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两种形态表现出来，一是文化霸权主义，这是与经济的霸权地位相一致的，二是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这是在文化曾有的优势在现实中式微后产生的；还有的是同一区域文化输出中，各国文化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像受我国文化滋养成长起来的日本，在东方文化输出方面超过我们，这给我们的文化发展提出挑战；再就是认识的模糊化给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诸如把西化和现代化等同起来，又将现代化与美国化看齐，还将美国化与基督教化等量齐观。这些表现形态背后的文化视角概括起来不外俯视和仰视2种。为此王岳川教授指出：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的建设立场，应采取平视的视角实现文化由拿来到输出的转化，这样做或许可以避免文化传播中上述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法就古代诗学对新世纪文艺理论创新的启示问题作了具体深入的思考。他指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何以以诗性的方式出现，这和中国古代文艺的最主要类型是诗相关，对诗的把握是要用心去领悟，却不可以用逻辑语言去推论，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诗学不同于西方诗学的思维特征。这对于建构新世纪具有民族独创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他看来，首先是方法上中国古代诗学对当代的启迪；其次是对话的基点。中西文论可以对话，但对话不可以以各自的立场去梳理对方，而应站在它者的立场；第三，古代文论中有多少成份、以什么形式转换并进入当代文论中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整体的不可能和部分的可能并存；第四，今天古代文论的转换是现代人以现代的意识去阐释古代的概念，批判地进行吸收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回到古代的意识。这种转换工作其实一直在进行，并且已经取得很大成效。第五，文论建设中的取代模式的不可取,它背后是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文论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跨文化间的交流和融汇。后现代问题曾经是我国文坛90年代中期最热门的话题，那时候学界人士曾把当时的热潮概括为“争后恐先”，并有颇多争论与批评。近年后现代的论争硝烟渐散，似乎偃旗息鼓了。然而在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潮”不再时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金惠敏博士则大力为后现代的合法性作辩护。他首先辩护说，后现代性批判不是事实而是思想，而思想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因而在非后现代社会，同样存在后现代性。紧接着，金惠敏以举例的方式彰显了后现代主义与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关系，诸如庄子中“凿七窍而死”的故事孕含的反人类主义的后现代思想，孔子以“仁”超越主客体分裂方法的局限的主张，《浮士德》所意识到的现代性危机，它所张扬的不断地追求终结的同时隐喻追求的终结所意味着的生命的终结，都与后现代怀疑意义终结性相类。之后金惠敏考察了后现代强调过程和回到历史的思想对现实的启示和意义，即它之于西方神学是理论建构性而非颠覆性与证明性，它之于大众文化是肯定现实合理性而非伦理正义性，它之于哲学解释学是自我丰富扩大而非丧失、寻找，它之于反神学是去中心化而非以理性取代；这就又一次为后现代性作了辩护。最后，他预言，后现代“帝国”：这是一个正在扩张的的版图，因为它揭示了我们人类存在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它的精神将不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博士则从3个具体的文本分析着手，就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中的直接感受即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作了如是归纳：他指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基调是怨恨与羡慕相交织，具体表现为对中国自身状况的怨贫恨弱心态和对西方的怨强恨霸心态。由于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或生存价值的具体的日常而又深沉的体会，伴随生存境遇和生存价值的改变，现代性体验的具体内容是不断发生着的。他在比较了王韬的《海底奇境》和胡适的旧体诗《睡美人歌》后分析道，随着具体现代性体验的演变，有关东西方的文化想象发生了内在的颠倒性演变。同样是想象以中西汇通的方式去使病染沉疴的中国文化起死回生，但中西地位与角色却已经发生根本性颠倒：在王韬，基于对古典性传统的自信或温和的改良理想，贫弱的中国只要敢于借西法以自强，就能重获在世的中心地位；在胡适，基于对古典性传统的绝望和对西方现代性的乐观及“激进的革命”要求，中国虽美却弱，需要以强盛的西方来救助。而王一川对黄遵宪诗《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的解读，则表明个人的全球性体验并不是一个内容单一的同一性整体，而是充满了古与今、中与西的对立，以及更为根本的同与异的矛盾。这些对立或矛盾既是全球性背景下产生的体验，又是全球性的必然构成。苏曼殊在《断鸿零雁记》中对三郎在国门、家门和佛门间彷徨无助、痛苦万状的情状的描绘，意味深长地折射出全球性境遇里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困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教授主要分析了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问题。他是从左翼文化运动中“批判”一词高频出现在批评家叙述中这一现象入手，首先分析了批判理论与现代性。回顾中国历史上三次现代化运动，在催生富国强民同时又孕育了怨强恨霸的社会心理，这两者间形构的紧张与矛盾、分裂与错层，既构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动力，又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反现代性主导思想。接着程光炜又考察了现代文学几代左翼文化思潮传播者的身份及其表现，勾勒出现代文学中追求物质现代化和精神革命化分裂性主题的关乎人的社会文化因素。他还就左翼文学运动中滋生的批判理论的双重性的当代形态作了描述：经审美化处理，其间包孕反人性和反审美性内涵。他提请我们警醒。二、文艺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大众文化当前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论题是近来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博士认为，当代文学的文化转向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至于文艺的文化转向是否会引发文学本体消解和文学审美性的消失？产生这样的疑虑是不必要的，学科制度的产生是18世纪以后的事。纵观历史，文学的边界，包括它的体裁或种类实际上一直都处在变动之中。当代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学科“内爆”，审美性成了商品世界的共性，美学成了社会组织化的原则。有生命力的理论应当对这样历史的现实和现实的历史做出积极响应。文艺研究的文化转向将携带以往文艺理论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20多年的引进、选择、删汰，已经形成了范式多样、话语丛集的多元共生格局，新理论的建构应建立在多样话语的对话交往的基础上，在理论通约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张力场中生发。因而，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空间，就成为逻辑的必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教授则从当代社会与文化的的审美化和文化研究的兴起这一现实出发论证了文化转向的当代表征。他指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的边界模糊。审美泛化的这一现实要求文艺学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而长期以来，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封闭的自律论的文艺学阻碍了它的发展，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就是超越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研究的努力。文艺学知识创新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结合中国实际；大量吸收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理论吸纳中坚持反思知识的历史性和地方性；明确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社会性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消除文艺社会学重建中机械反映论与阶级论的可能影响，创建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当代文艺学必须面对的是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