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船政文化起源与发展

福州船政文化起源与发展苍苍鼓山，泱泱闽水。依山傍水的福州马尾便是中国船政文化的发祥地和近代海军的摇篮。福建船政系统由清末洋务运动中有思想、有创见、富有改革精神，而且身体力行的先贤左宗棠、沈葆桢等人所创。福建船政是晚清洋务运动中兴办的一项实务，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第一创办人左宗棠面对当时中国海权日衰，列强入室，大厦将倾的颓势，日思振作，以图复兴，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在其任闽浙总督时期选定福建马尾兴建现代化造船厂，并于1866年6月25日向清廷呈上其著名的《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折中写道：窃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浙江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贵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寝至歇其旧业……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善其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在奏折中他明确指出，为了反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已经到了非整顿水师、建造新式轮船不可的地步，该折中左宗棠把创建船厂、制造轮船各方面的困难和利弊得失都充分估计到。这一奏折充分反映了左宗棠加强海权，力御外侮的拳拳之心。这是洋务派中所上的为何要设厂造船的含义最深的纲领性文件，构成了船政文化发展的主脉络。由于左宗棠的准备工作、舆论工作做得很充分，而且很快就制订出一份《创设船政章程》，便于贯彻执行。故而奏折上报后不及三周，于7月14日即获清廷批准，上谕中有“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在福建船政创办过程中，船政在海防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船政第二创办人也是船政的实际开创者沈葆桢虽在船政任上不及十年，但是他的言行却对船政文化的形成、完善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船政的建设者中左宗棠、沈葆桢一脉相承，是创建福建船政的最大功臣，而沈葆桢则把左宗棠开启的加强海权，力御外侮的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从而使船政文化成为中国海军建设中最可借鉴的精神财富。福建船政筹建前，中国还没有近代船舶工业，可说是一穷二白，势必由国外引进技术，这是必由之路，即所谓“师夷长技”者也。但是如何实施却是一大难题。当时西方国家迎合中国发展海军的需要，曾提出要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舰队，实则想进一步掌握对中国海军的指挥权，当然这是不现实的，阿思本舰队之流产即其一例。关于如何发展中国近代船舶工业，洋务派中尚有雇买外国轮船的议论，认为应先解决新式轮船的有无问题。左宗棠则表示异议，强调“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自造轮船可以打破外国垄断“长技”，而买船则有受外国支配的弊端。左宗棠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对福建船政采用高薪雇佣外国技术人员进行包建的办法，并通过合同方式明确中方和外方在建设期间的职、权、利。在左宗棠与法人日意格签订合同前，英、法各方听到消息，都想出面予以干涉，籍故制造事端，均为左宗棠所排除，而日意格也真心实意地予以配合，终于没有经过多大的曲折，于1866年9月即与法人日意格订立了洋员包建船厂的5年合同，法人日意格、德克碑分别任船政正、副监督，明确规定洋监督是在船政大臣领导下管理船厂内工作的外国人员，并规定自船厂开之日（1869年2月11日）起以5年为限，“五年限满无事，该正、副监督及各工匠等概不留用”。日意格还立有“保约”：“自铁厂开工之日起，扣至五年，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自能制造轮船，并就铁厂家伙教会添造一切造船家伙，并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后来左宗棠离开福州前，明确要求：“条约外勿说一字，条约内勿取一文”，通过合同，左宗棠把船厂的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合同签订后不久，清廷改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他力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并留下他手下懂洋务的要员，把身后事安排妥贴后才西行上任。在沈葆桢担任船政大臣的8年中，不负左宗棠的委托，他创造性地贯彻左宗棠的建局方针，工作勤勉，措施得力，使船政局的事业蒸蒸日上，顺利地完成了建厂造船的初期目标，使中外海军界和造船实业界为之动容，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8年间，福建船政从无到有，并掌握了一套在欧洲尽管早已反复验证，但却是复杂而又高精的技术。短短的8年，还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和中级技术人员，使他们后来不需要外国工头的指导，但能根据图纸独立工作。日意格认为:“船政局的目的与其说是建造舰船，不如说是使中国学会建造和操作舰船的本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船厂建立后的40年中福建船政是中国唯一的造船和舰艇工业基地，不仅为各地建造和提供了众多舰艇，而且还向全国输送了众多的技术力量以发展各地的舰艇工业。船政的创建工作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而没有半途而废，其因素众多其关键因素有三：①有了一个可以规范中外合作人员行动的技术合同。②形成了一个以船政大臣沈葆桢为核心的强势行政领导群体。沈葆桢以船政大臣的身份对左宗棠留下的组建船政的功臣予以真心的保护，以他的廉洁、忠诚、干练和务实精神全力捍卫船政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挫败了反对派的种种不利于船政发展的图谋，受到总理衙门的重视和肯定。在他的周围陆续团结了一批船政建设人才，逐渐形成了包括周开锡、吴大廷等这些“夷务专家”在内的强有力的领导群体，保证了船政早期的健康发展，并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③合作者日意格的全力配合。他能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创办船政的初期，他在总揽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中，调度得法，对船政学堂的开办，选配教员，订立教学大纲，全面落实包教包学的合同条款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外双方的和谐配合是船政早期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福建船政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军船厂，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蓝，一切都处于开创阶段。过去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创办船政为的是引进技术，通过外国技术人员的包教包学，培养出中国自己的船政建设人才，使中国尽早能自主造船，建立近代新式海军。因而左宗棠在创建船政造船厂的同时建立了船政学堂，作为船政中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促进的部门。他在1866年12月11日上奏清廷的“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中强调说：“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当时左宗棠认为法国精于船舶制造，英国以驾驶见长。故他认为“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器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用”。学堂开始称求是堂艺局，后来改名船政学堂，分制造学堂和驾驶学堂，制造学堂习法语，又称法语学堂，驾驶学堂习英语，又称英语学堂。由于法语学堂靠近船政衙门在前，英语学堂远离船政衙门在后，故70年代后分别被称为船政前、后学堂。在船政开办之初，为了使船政局内技术人员和工人尽快能在法国技术人员和工匠的帮助下适应技术工作的需要，首先要克服语言障碍，否则中外人员难以沟通。因而学习法语是船政初期压倒一切的硬任务，当时还未有法文中译书或法汉对照的词典，日意格很快就编出了有关工具书《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并于1868年6月出版，成为中国最早的一部中法词典，除了船政学堂学生外，对于参加船政建设的所有技术人员都是适用的。随着船政建设工作的展开，学习任务就愈来愈重，以制造学堂而言，原先只是培养高级制造专业人才，后来由于船政建设中各级技术人员的培训需要又增设了中、低级的专业。制造学堂的规模也有所扩大，以下分别就制造学堂的专业设置和学习情况稍作介绍：①制造专业②设计专业③艺徒班船政学堂办学有两大特色，一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二是采用严格的淘汰制度，这是它能很从取得成效的关键。利用船厂建设和建造军舰的有利条件，制造专业学生通过学堂安排的造船和制机两门实习课直接参与船体或轮机的各项性能计算、设计、装配、制造各项工序，使之能独立管理一个车间，为日后当好监工准备了条件。在船政局早期建设的8年中，通过船厂和学堂同步建设，相互促进，使船政得以大步发展，如果这种早期的中外合作模式再能延长一段时间，船政学堂必更大有作为。左宗棠兴办新式事业，采用一种学用结合、重学的船厂与技术学堂的同步发展模式在当时亦不失为一种独步创新，从而使船政文化步入新境界。在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中都曾强调学习格致西学的重要性。但是刻意追求，大力提倡格致之学莫过于沈葆桢。而且他很有信心地认为只要中国人具备了西方那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不难取得与西人同样的成绩。他坚信中国人有学习和攻克格致之学的能力，即所谓“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他认为创办船政学堂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格致之学的下手处，通过学习培养科学求真的精神，以此为基础，不难培养出一批科技圣人。他在船政学堂大门悬有以下楹联：（头门）且慢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仪门）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泽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楹联不仅道出了他创办船政的宗旨，同时还激励广大学生要认真刻苦地学习格致。反映他有着尽早培育出新一代精通西方科技的能人以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强烈愿望。1873年6月开始沈葆桢令日意格于船政逐厂考校，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并对船政学堂各专业的学习情况作一次总的考查。同年11月18日，日意格在给沈葆桢有关船政学堂教育效果的禀文中，对首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倍加赞尝，认为“这些年轻人中的几位，他们靠着观察各种计时器和各种计算法，能够把一只轮船驶到地球上的任何角落”。沈葆桢见此禀文，喜不自胜。他把目光投到国外，既然船政学堂已经培养出了初通西学的毕业生，如再能选派这批优秀学生赴欧留学，进一步深造，将来也必堪大用。因为“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这里他借用孟子的话，想学齐语就要到齐国（庄岳之间）去学，想把西方科技真正学到手就得到西方国家，置身其间，刻苦攻读。当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首先致函总理衙门支持沈葆桢，陕甘总督左宗棠也致函总理衙门表示支持。南洋大臣李宗羲同样也全力支持沈葆桢的奏折。因经费一时难筹，直至1877年2月17日，经李鸿章等的精心筹划，才落实了经费，1877年2月17日船政学堂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共38人分别到法国、英国留学。1880年前后第一批留学生相继回国，于是又在1881年12月、1886年3月、1896年12月分别派船政学堂毕业生10名、34名和6名作为第二、三、四批留学生去法、德、英深造。其中第二、三批留学生学的专业比第一批留学生有所拓展，除制造和驾驶外，还涉及到枪炮、测绘、海军公法和万国公法等。船政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晚清洋务运动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其核心是抵御外侮，加强海防，建造船舰，建立近代海军。反映了中华民族海权思想的再现。左宗棠明确提出“中国东南之利，在水不在陆”，一语道破了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中国有着几百年来禁海、积弱、挨打的深刻教训，也有着更长时期开海和称雄海上的光辉历史。由于福建优越的水域环境和人文因素，使之在中国古代船文化和海运经济等方面长时期独占鳌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船政文化的崛起显示中华民族开海传统意识的恢复和强化，对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