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博弈的中国议题

龙源期刊网互联网博弈的中国议题作者：李永刚来源：《文化纵横》2013年第06期龙源期刊网脱胎于冷战时期国防需求的互联网，在几十年间快速经历了大型机、个人电脑和移动终端交替主导的时代，无论是作为信息基础设施还是数字公共空间，它的样貌甚至内涵，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起初是大型机构的机器之间串并成网，将海量信息数字化以门户形态呈现；后来发展出各种社区，部分活跃用户积极参与了内容创造，分享表达；现在则是以超大规模人际互动为核心的社会化网络蓬勃生长。可见的趋势是，以可穿戴设备为载体，人联-物联的范围与规模会继续刷新。面对这样汹涌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国家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社会服务信息化进程的不可替代作用，有心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令管理者纠结的是，作为产业的互联网和作为意见平台的互联网，在中国呈现出巨大的分离走向。前者愈发财源滚滚，后者不断“犯上作乱”。前者的凯歌高进，确保了互联网不会被轻率处置；后者的冷嘲热讽，则让内容运营商如履薄冰。让网络公众开心的是，互联网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淘金和娱乐功能，还能不断拓展言论表达的强度与势力范围。一些精明的人士甚至凭借定位清晰的攻击性言论乃至谣言，获得了名利双收的营销效果。这种喜乐不均的官民博弈局面终于在今年夏天迎来了拐点。我们试图解释，监管方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变局，大幅度改变了出手的方式？拐点之后，互联网是否真的晴空初现？在官民博弈的表面战团之下，投射的是何种交叠不清的中国背景？龙源期刊网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这次会议前后，针对互联网舆论领域的多项行动紧锣密鼓展开。8月1日，“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正式上线。这是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在管理部门、行业组织指导下，基于大数据结构，以开放平台方式，由行业领军网站联合建设的辟谣平台。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与十多位网络名人举行座谈交流，达成网络言论的七条底线共识，即“共守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随后公安部主导的“净网行动”在各地集中打击网络推手和有组织的造谣、传谣者。自8月21日抓获秦火火、立二拆四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经媒体报道、案情曝光的案件就有50起，涉及相关人员109人。8月25日，拥有千万粉丝的大V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警方行政拘留。上述行动力度之大，出手之坚决，效果之显著，震动互联网各界。加上其他商业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微博兴起以来高热不退的网络舆论开始呈现走弱的趋势。按照人民网舆情检测室的数据，负面帖文和情感词烈度显著下降，体制内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的发博量超过了意见领袖。同时，与行动相伴随的表态发言也直接提高了调门。8月24日，《环球时报》刊出评论《舆论斗争，不能回避只能迎接的挑战》。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号召领导干部在网上“舆论斗争”中敢于“亮剑”。政府并不是想要一个不说话的舆论环境，而是想要一个好好说话的网络环境。10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对国家队如何挺进互联网提出了细致的规范与要求。一连串收复“失地”的强力部署，虽然体现了运动式治理的一贯风格，但其明朗的信号特征，也透露出政府对此前舆论场博弈形势的严峻判断，甚至传递了对宣传系统柔性管理策略的某种不满。问题是，他们在焦虑什么？他们的焦虑会因行动的推进彻底缓解么？让我们将视角暂时切换到宣传系统的意识形态“守门人”立场来观察。其一，传统媒体基本没有溢出体制，定向管理的惯性仍在，但新媒体的体制外色彩浓烈，平移延伸的控制效果可疑。在市场体制兴起以前，管理体制比较简单，人财物全管，监管顺畅；后来逐渐分离出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它们的生死和核心干部任免由体制来决定，在不供给钱粮的情形下仍要求媒体配合监管。但在诸多非关大局的日常内容生产上，市场化媒体基本站到了广告商和消费者这边，通过打擦边球，玩猫鼠游戏的方式，游离在监管边缘，来获取商业收益。真正感到焦虑的是，依托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中，或者是股权复杂的上市公司，逐利冲动更强，营销能力更胜；或者是数量众多身份庞杂的“自媒体”，载体多样，创意五花八门。监管部门，必须投入巨大人工，研发技术平台，监管成本直线上升。龙源期刊网其二，舆论引导对象，从以前比较明晰的单位人、社会人，向现在角色模糊的网民拓展，吃力不讨好。过去，个体的行为不会太出格；在流动性不高的乡土熟人社会里，大家知根知底，行事也多有分寸。在这种体制中，宣传系统有丰富的渠道、匹配的人手、驾轻就熟的内容和组织形式，来对身份固定的目标公众施行教化。但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时间投身到虚拟空间，让依托户籍制、单位制、档案制的管理形式失去用武之地。笼中鸟一旦跃上天空，就想挣脱各种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传统宣传系统的两大重点对象，尤其可能“离心离德”。一种是新闻联播的长期受众，一旦置身微博，发现理想和现实倒转，上半身和下半身错位，各种黑白颠倒，世界面目全非，会受到很大的震撼。一种是青少年，过去经由家庭、学校、政治社团、主流媒体的渐进训导，社会化的进程可控。如今面对未分级的舆论场，小朋友缺乏辨识能力，三观随时崩塌。就算是一些中立的公众，突然从强教化氛围走进强发泄空间，都有可能滋长对教化训导的“逆反”心理，更不用说群体极化现象催生的种种极端情绪。传统的宣传效能持续走低，应当也是宣传系统的心头隐忧。其三，宣传教育通道从国家机器独占鳌头，向多种民间力量介入话语争夺转变。在前互联网时期，普通民众甚至社会精英都不具备直接向公众喊话的条件，麦克风只在主席台，传播接近单向。互联网的不断创新，拓展了民间精英的发声效果，降低了草根大众的介入门槛，强化了在野的表达能力。尤其是最近两年，微博扩张，由于不需要相互认证就可以接受信息，相当于在舆论场硬生生搭建起一个容纳规模空前的半公开广场，比起散布的论坛、写手的博客，微博对公共议题的聚焦和放大程度绝对空前。据相关统计，目前中国103家微博客网站的用户账号总数已达12亿个，比较活跃的用户账号超过1.4亿个。在最有影响力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中，10万以上粉丝（听众）的账号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超过3300个，1000万以上的超过200个。另一组来自新浪的数据显示，新浪微博日活跃用户5400万，每天发布的微博超过1.3亿条，展现了喷涌的吐槽欲望；人均拥有200个粉丝，则意味着草根也建立了基于关系的传播链条。这些内容生产和公共广播的节点，从公众那里挤占了大量本来专属于国家宣教的时间。当超级大V被震慑和约束以后，中V和小V还有兴趣接力。基于典型个案的观察表明，即便是一些草根微博用户，偶尔的创作也能转发过万，将信息抵达千万级别的读者群。除了微博，社交利器腾讯QQ还在高位成长，用户的瞬间在线峰值超过1.7亿。这意味着，只要腾讯愿意，它就可以向这么多人集中广播或者分众广播。躲在QQ群和QQ聊天室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热烈交谈。为移动终端定身打造的微信平台，短短几年间就迈上了5亿用户的台阶，和相对低幼的QQ用户相比，微信正在吸引大批中上阶层加入，在那里，每天都在诞生难以计数的小众群落组织。“人人都有麦克风”，传播层级缩短到极度扁平的“我和你”，这种将大众广播和私人耳语无缝结合的反国家模式，也是既有管控体制难以彻底消弭的。因此，互联网上的官民博弈还远未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数量庞大的网民其实对公共议题还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每天登上微博热点的十大话题中，或者在当日转发评论的前二十条热门微博中，十有八九都关乎娱乐，非关政治。但是，新媒体作为公共讨论的聚焦平台，其地位暂时不可替代。没事就好，一有事，人群还是会快速聚拢。上述格局的演化趋势，并未因为公权力的强势入场而彻底逆转，宣传系统的“守门人”焦虑还将持续。博弈均衡：龙源期刊网科层官僚制受伤，民间话语退潮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官民博弈其实早已越过意识形态的内容疆界，在更广大的日常生活领域铺展开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已经分化并催生了新的社会身份群体，不同行动者的情感、价值表达和利益保卫活动浮上了台面。互联网的不断壮大，为这些表达提供了建立议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针对各种偶发的焦点事件，穿透各阶层的公共讨论以“一事一议”的集中施压和可置信威胁的“井喷”模样，对科层官僚制发动了攻击。显然，互联网放大了公众监督的能力，提供了丰富的维权和抗争线索，尤其是在针对地方和基层机构/官员的个案中，展示了群殴烂打的震撼效果。正如评论者所言，对公共事件、公共政策及政府官员的网络围观，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一种醒目的生活方式。但是，民间也没有取得完胜，一度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公知群体在相对比较中可能受伤更重，因为他们企图站得更高，但跌得更深。必须承认，在互联网的博弈格局中，政府部门仍然拥有巨大的能力和腾挪空间，也有较多的政策工具来谋求优势。但在更多地方层级的个案中，貌似乌合之众的网民虚拟团结，科层制板块结构的管理者反而单打独斗，异常被动。一般说来，政府本来具有拥有压倒性的优势，集中表现为各种资源优势。尽管政府可以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但在最具创新性的科技领域很难产生预期效益。相反，被互联网扭结起来的散户网民，开始具备一些潜在的优势。例如，流动性带来的机动优势、规模化带来的种群优势、“人民身份”带来的道德优势、云智慧带来的理性优势以及移动技术带来的工具优势。经常看见的故事，就是地方政府的铁砂掌击打网民的棉花团，官员的金刚钻掉进了舆情的沙尘暴。强国家-弱社会的力量格局得以局部逆转。造成官僚制被动的核心原因，可以大致表述为：传统的以确定性为设计原则的政府职能系统，已经难以应对新的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网络事态。传统的政府部门不仅“定机构、定编制、定人员”，它更有严格的行政管辖边界和清晰的权责界分。在科层官僚制的设计原则中，政府部门要应对处理的事务，也局限在特定辖区和专门条口，从而形成了职业化、专业化、法制化的部门处置原则。但互联网时代的诸多事态一旦扩张爆发，就很快逾越这种界限。在全网关注、全民参与的极端情形下，网民不受行政辖区、户籍身份、专业条口的约束，以高度离散的方式对案例展开聚焦围攻，地方层级的任何部门都很难招架。传统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受法定规则和组织流程约束，既不可能7×24小时全天候响应，也不可能及时瞬间回应。但互联网的传播特征是不分时刻，即时出现，随时爆发，而且民情一旦喷涌，事态便可绕过行政阻塞到达高层，舆论硬伤带来高概率的仕途损伤。对于涉事的机构及官员，要么是“体制性迟钝”引发“怨恨式批评”，要么是高压倒逼高阶主管做出超常规反应，日积月累，不仅人困马乏，步步惊心，官僚制的常规架构和稳定运行也屡遭冲击。传统的政府部门及其管理者“在其位谋其政”，主要关心自家地盘的事。但网民们“操着中南海的心”，地方个案很容易升级放大为体制问题，不同地方的个案还不断叠加，产生复杂的“连坐”问责效应，即：A地的负面事件，会在B地发生负面事件时，被网民加总为“政府”的龙源期刊网错。在现有机制下，不会有任何一个机构来承揽“抽象政府”的责，于是，“抽象政府”的公信力流失，最后又反过来恶化了网民对具体部门的行政评价。在官僚系统因为笨重难以转身的同时，网民的聚合行动往往可以兼具先进性、规模性和流动性。网上积极分子对新技术的使用和学习能力，经常高于一般的政府管理者，再加上网络参与的便捷性与低成本，使得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形象地说，网上的集体行动就好比是一大群向光的飞蛾，或者一地低奔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