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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文明戏”到“影戏”——二十年代上海电影工业的奠基——FROMWENMINGXI(CIVILIZEDPLAY)TOYINGXI(SHADOWPLAY)--THEFOUDATIONOFSHANGHAIFILMINDUSTRYIN1920s--＜钟大丰＞ZHONG,DAFENG中国拍摄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之初的1905年。这一年北京的一所照相馆为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拍摄了一段他极受欢迎的演出的片段。至于电影的放映更是早在1896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直到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电影才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大众性的商业娱乐媒介。电影在中国的真正流行是和清王朝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分不开的。电影虽然是一种从西方传来的新媒介。但中国人对待电影却也离不开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电影的最初发展就和人们传统的娱乐方式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的演变分不开。一．“文明戏”的兴起和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市民文化需求的变革古代的中国是一个重视农业而鄙视商业文化的国家。清朝建立之后，为了防止日本人对东部沿海的不断骚扰，长期实行“海禁”的政策，禁止和限制外国船只进入中国。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才不得不逐渐开放市场。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央之国”，把外来的商人和使者看作朝瑾或朝贡者。但几十年里的多次战争，中国又都败在了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之下。2所以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的心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一种鄙视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心态。电影传入中国后也是如此，人们被它的新奇所吸引，但又十分谨慎地对待它。当时就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影子被摄入电影，灵魂就会被带走。1904年，清朝的皇太后慈禧庆祝70岁生日时，英国公使赠送了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些影片在典礼上放映。可是开映不久就发生了发电机炸裂的事故。慈禧太后受到惊吓，认为电影是不吉祥的东西，从此下令禁止在皇宫里放电影。直到清朝结束之前，对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最主要的娱乐方式还是在戏园里观看真人演出的戏剧。只是这时流行的戏剧和以前流行的传统戏曲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作为国际商埠的上海，对旧戏的改良从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中国的传统戏曲是一种融合歌唱、舞蹈和虚拟化的表演的演出形式。当西方的话剧随着教会的布道演出和学生的演剧活动等形式开始被中国人所了解后，一些艺术家也尝试利用传统的戏剧演出形式进行一些改良，以此进行爱国主义的启蒙宣传。这些艺术家大都是一些在政治和文化思想上都比较激进的人。他们编的戏大多讲的是一些有政治和社会改良思想的新故事，在演出形式上也逐渐做出一些改变。所以在当时被称为“新剧”。这些“新剧”用现实生活中的服装代替程式化的古代戏装，用现代口语语言代替歌唱和诗歌式的语言，演出风格和环境布置也更接近真实的生活。这种“新剧”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为了区别于以往的旧剧，人们称之“文明新戏”和“文明戏”。文明一词在当时的中国意味着进步或先进的意思。“文明戏”就是新的、进步的戏剧。早期的文明戏大都和当时人民关心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有较直接的联系，带有反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和主张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少演员在演出中还常常借题发挥，插入大段鼓吹革命的演讲。在广大人民对清王朝的统治普遍不满的情况下，这种演出因为能说出群众的心里话，很受观众的欢迎。当时新剧活动的参加者欧阳予倩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写道：“新剧所反映的是当代的生活，当代的人物；用新的戏剧形式，表现人民切身的社会问题，和人民自己最熟悉的、体会最深的社会生活；新戏一出来，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是很自然的。”1。从1907年开始，一批新剧团体相继建立。到1911年，由于辛亥革命的刺激而趋于繁盛。他们演出的一些表现反清志士及其革命斗争的戏《秋瑾》、《徐锡麟》》、《共和万岁》、《黄鹤楼》等，都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可是1911年的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之后，人们的社会文化心态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再需要这种政治宣泄渠道了。文明戏也就很快地开始衰落了。观众大量流失，多数主要的演剧团体也相继解散了。面临困境的文明戏开始寻找新出路。而这时兴起的电影正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3二．文明戏的“甲寅中兴”及其与电影的结合在1911年革命发生之前，已经有西方人开始在中国拍摄面向中国观众的影片了。1909年，一个美国人本杰明投资成立了亚细亚影戏公司，先后在上海和香港等地拍摄了《西太后》、《瓦盆伸冤》、《偷烧鸭》等短片。但这时革命很快到来了。各地相继发生暴动和起义。布拉斯基的经营并不成功，于1912年将公司卖给了别人。公司停业了近一年，到政局稍微平稳后才又开始着手拍摄影片。新老板为了赢得中国观众的兴趣，聘请了在洋行广告部门工作的张石川作顾问。张石川找来一批搞文明戏的朋友成立了“新民”公司，承揽了亚细亚公司的影片制作。亚细亚公司开始曾准备拍摄当时极受欢迎的文明戏《黑集冤魂》。这个戏的故事是讲述吸食鸦片造成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悲剧。反对鸦片贸易是近代中国和西方矛盾的起源。因此两个美国商人放弃了这一计划2。1913年他们拍摄了嘲讽中国旧式婚姻典礼习俗的《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这部影片是由二十年代前后最主要的文明戏和电影艺术家郑正秋编剧，并与张石川一起导演的，是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影片。影片完成后，郑正秋由于与张石川在经营方面的意见不合而离开，专门从事文明戏的演出。接着，张石川和留下的一批文明戏演员成立了“民鸣社”，晚上在舞台上演出文明戏，白天则拍摄电影。他们先后拍摄了一些闹剧短片3。“时海上影戏院，均为外商所经营，专映舶来片。亚细亚之出品，当然无在影院开映之价值。仅于每晚民鸣社戏毕后，假该台附映一二套，或时出现于青年会、作会场之余兴而已。然观者毫无兴趣，故欢迎者甚少”4。这表明在电影在当时的娱乐系统中还不足以占有一个独立的位置。因此，亚细亚维持了不长时间就解散了。此后几年的电影生产一直断断续续，直到1920年前规模一直很小。在这同时，转向从事文明戏的郑正秋在舞台上却获得了较大的成功。1911年革命前后的文明戏大多数是以政治宣传为主要内容的。革命过后，这种政治题材渐渐不再受观众的欢迎了。郑正秋适应人们的兴趣向商业性娱乐转变的欣赏需要，改为主要表现市民家庭、婚姻等社会伦理题材，而且他很善于组织情节和控制观众的情绪，所以大获成功。郑正秋的成功引起许多人的仿效，编演了一大批家庭伦理剧。这种戏在商业上的成功，使一度失去了的观众又返回来。朱双云在他的《新剧史》中写道：“癸丑秋（1913年）七月，首创新民剧社时，新剧萌芽，摧残殆尽，而郑氏（郑正秋）卒以回天之力，底于中兴，则其有功剧界岂浅鲜耶”5！这样夸奖虽有些言过其辞，但在1914年前后，一度走向衰落的文明戏确实重新出现了短暂的繁荣。由于这一年按中国的传统记年称“甲寅”年，所以人们称这时是文明戏的“甲寅中兴”。4如前所述，中国的话剧演出活动最早始于世纪之交的学生演剧。首先是一些教会学校的学生在圣诞节等宗教节日演出一些宗教故事剧，后来才逐渐走入社会。这些戏由于基本取消了传统戏剧里的歌唱，而代之以较口语化的语言，搬演的也都是些现代生活内容的故事，在服装和表演风格方面较明显地改变了传统戏剧那种强烈的虚拟化的特征、而更接近于生活了。所以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新剧”或“文明戏”，以区别于传统的“旧剧”。可是，最初的许多“新剧”演出者也多是从旧剧演变过来的，为适应习惯于欣赏中国传统戏曲的上海市民观众，演出者融入了一些传统戏剧的艺术方法。例如较灵活的幕场和时空结构，带有一定程式化色彩的角色分配，不用详细的剧本、只以提纲式的幕表规定基本的剧情结构、演出过程中较多即兴性的发挥等等。在最初甚至还有带锣鼓点的伴奏，到后来才逐渐去掉。1911年之后，文明戏的演出已发展为职业性的商业活动，频繁的商业演出和剧目变更及对观众欣赏习惯的适应，使这些旧剧的影响得以延续下来。因此，“文明戏”虽然是中国早期话剧的一枝，但它又不同于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话剧主潮的哪些更全面地学习西方近代话剧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种过渡性的混合体。1914年前后一度兴旺的文明戏正是这样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文明戏的“甲寅中兴”里，郑正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郑正秋（1883—1935）早年曾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剧评人，1913年参加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接着开始组织剧社，编演了很多受欢迎的文明戏剧目。后来又成了早期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创作者。作为剧评人，郑正秋十分注重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他曾写道：“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6。但是他并不主张直接的说教，而是希望通过题材的选择和情节的设置来体现思想。当他开始从事文明戏创作时，正是观众对革命时期充满政治宣传色彩的文明戏失去兴趣的时候，他便把自己的创作集中于家庭伦理的题材。他编的戏大多表现旧式的封建包办婚姻给妇女带来的苦难，抨击旧式家庭中的繁文缛节、寡妇不准再嫁及对再婚妇女以前婚姻所生子女的歧视等恶习。通过这些表达了他的社会主张。郑正秋具有丰富的戏剧经验，尤其是很善于处理情节。他善于运用曲折的情节、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尖锐的矛盾冲突，既吸引了观众的兴趣、又有效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他的戏在商业上大都相当成功，带来了大批的仿效者，家庭伦理题材成了“甲寅中兴”前后文明戏的主流。但大多数仿效者只能是摹仿题材和吸引观众的一些艺术手法，却抛弃了其中社会性的思想内涵。大量赝品的出现很快就败坏了观众的胃口。文明戏很快也就又一次走向衰落。“甲寅中兴”前后的文明戏的题材和兴趣重心从政治转向家庭伦理剧。以往的中国话剧和电影史研究对此多持批评态度，认为此举将文明戏拉离了时代，5丧失了进步的意义。从文明戏的整体而言，这是实际情况。可是从另一的角度而言，郑正秋等人在创作中努力适应娱乐市场的商业性需求的同时，也为文明戏积累了一种新的艺术经验。这些经验后来对初期电影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三．中国早期电影市场和独特的放映方式在1910年代中期文明戏活跃的同时，中国的电影市场也正在发育形成。从1896年8月就开始有法国、美国和西班牙等西方商人来中国经营电影放映。1908年，西班牙人A.雷玛斯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的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在此前后，其它一些大城市也相继开始出现电影放映。放映活动的普及和雷玛斯等人商业上的成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华经营电影放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上海的电影院迅速增加。中国早期的电影放映活动主要集中在上海，主要是面对都市中下层市民观众的。这些人以前是以欣赏传统戏剧、说唱艺术和文明戏演出等为主要娱乐方式。为争取这些观众，最早的电影放映都是在茶楼戏园里作为戏曲和说唱节目之间穿插进行的。这与西方的影院放映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J.莱达的“电影：中国的电影与观众”（纽约，1972）一书中曾记载了一个一次大战前后曾任总公司设于天津的平安有限公司(ChinaTheatresLtd.)的英籍总经理F.马歇尔.桑德森,说到他1919年前后在中国北方是如何经营他的影院的。他的“中国式的影院”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运营：“中国人在“花钱进场”方面有一种奇特的观念。你不让他看到东西就指望他掏钱买票进电影院，那门儿也没有。你必须敞开大门让人们蜂拥而入影院，然后开始放电影。‘当放映了几百尺影片之后看到他们感兴趣了，我们就关掉放映机，打开灯用一个大篮子收钱，’桑德森先生说‘中国人根据他们的座位交3个、10个或20个铜板。然后关灯继续放电影。’……桑德森先生发现，中国人要是不经常地喝几杯茶、擦凉毛巾是坐不住一个半小时看完一场电影的。因此，每放完一卷胶片就得停下来，留出一点时间让他们把毛巾扔给穿梭在走廊上的服务员，服务员马上把毛巾用冰水浸湿拧干后又抛回去。”7这种放映方式正是源于以往的茶楼戏园。虽然在进入20年代之后这种茶楼戏园式的电影放映渐渐地被现代的电影院所代替，但是由此带来的许多欣赏习惯6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早期中国电影和艺术语言和表现风格。郑正秋在谈到文明戏的表现风格时曾写道：“中国的新剧本来只可以用力地做作，未便静静的细细的表演。这个缘故，是舞台的构造早已建筑了一个供给男女观众吃茶、吃烟、吃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