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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表传》记载：“周瑜性度恢廓，大率得为人，初程普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较。普后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记载：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周瑜传》附裴松之注记载：“及会罢之夜，瑜请见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恐摄，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也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三国志》记载：“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杰，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三国志》记载：“周瑜病困，上疏曰：‘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以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此一个刚柔相济的人物又有无可挑剔的优秀品格和令人赞叹的文武宏才，内外皆秀又风度翩翩，周瑜称得上是十分完美，像他的名字一般如瑾似瑜。然而到了后世，周瑜的形象却开始不断的变异，甚至最后在民间变得面目全非了。在“杂剧”、“平话”、“演义”等通俗文学流传之前，历代学者和文人对周瑜的赞评是很高的，也是中肯的。后世周瑜形象的演变，适应了历史文化发展背景和满足民族心理思想的主流意识需要。民间流传的周瑜形象，不仅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冲突的产物，也是后世深受民族矛盾恶化的痛苦的人们认识层面的极端性代替普遍接受的文化心理的思想结晶。周瑜的形象是市井文学的兴起和市井文化形成的结果，这种非历史形象既来自于市井平民的自我意识、参与意识和文化习俗，又集世俗文化、民间智慧和平民精神于一体，适应了市井平民的接受、认同心理和艺术真实追求需要。蜀魏正统之争纷纷扬扬。到了唐代，正统之争开始出现在唐诗中。首先是杜甫，对蜀汉的诸葛亮极为推崇，对于这位忧国忧民的名相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再就是杜牧，这位诗人在诗中不加掩饰的调侃周瑜，“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历史在文学中开始出现偏差。到了宋朝，朱熹的理学占据了历史的上风。帝蜀寇魏、尊刘贬曹渐成定局。也就是这时，周瑜的形象已经彻底的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了：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却又似乎逃不出命运的安排；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史传文学中那个雅量高致、出众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贤嫉能的平庸之辈。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创作中，作者以刘备集团为主线，，诸葛亮又是小说着力塑造的重点人物之一，用最大的篇幅刻画诸葛亮，使他成为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在出山以后就遇到了赤壁之战这样的重大军事行动，如果不突出显露出他的才能，就不符合小说的创作意图了。而周瑜是刘备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又是东吴发展的擎天柱，是坚决反对借荆州的东吴鹰派人物的代表。所以只好委屈周瑜，因为只有把周瑜压下去，诸葛亮在赤壁之战的形象才能树立起来。《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是拥刘反曹，着力突出的是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遇到拥有汉室血统的刘备集团，东吴孙氏至多算得上地方豪强割据势力，根本算不上正统的政治集团，无论在哪一种正统观念下都是身处夹缝中的尴尬地位。对于历史上周瑜这个人物，我们不能仅仅从《三国演义》这部巨著中去评价，毕竟《三国演义》是一部经过加工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史书，其中的人物形象要为整部书的需要服务，加之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难免带有主观色彩，从而脱离的历史的原貌。《三国演义》对周瑜形象的成功改造只能说明这部书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而历史中的周瑜仍然会透过其他史籍完美的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