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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现代新儒学要义任课教师：杜霞一、何谓“现代新儒学”？“儒学”是以孔子为宗师，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经典，以仁、义、礼、智为基本思想的学术体系。它在战国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显学，是绵延时间最长，对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学派。儒学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位和主导地位，在现时代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对传统儒学进行重新诠释，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的内容。五四至今不过区区九十年的历史，对于现代新儒学思潮如何界定，在学界还存在众多的争论。现代新儒学的三种类型一种是狭义新儒家，以接续孔孟道统，复兴儒学为已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其中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另一种是广义新儒家，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甚至一些不公然承认自己是新儒家，但其思想信仰已大部分认同儒家学说，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融合西方哲学，谋求中国社会和哲学文化现代化的，也可宽泛地归入其中。再一种则是儒家解释学者，他们已放弃道统观念，从不同的视角诠释儒学的现代学术价值。二、现代新儒学的历史由来儒学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考察现代新儒学的历史由来，可以从儒家思想自身的发生、转进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展开。儒学的发生、发展大致经历了六个时期先秦为儒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两汉为儒学经学化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为儒学的玄学化和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期；宋明为儒学理学化的时期；清代为儒学的综汇期。五四以后为儒学的重构时期，亦即现代转型时期夏商周三代的诸侯邦国的地域性文化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为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争鸣中儒、墨、道、名、法、阴阳都曾处于显学的地位，儒家仅是诸子百家其中之一。先秦是儒学的草创时期先秦是儒学的草创时期由孔子所创立，而成为中国文化主干。孔子作为中国古代卓越的思想家和文献整理家，在创立、传播他的思想及教学实践中，以他的思想为依据，对搜集来的大量古代文献作了整理修订，编订“六经”，以“六经”为教。两汉——儒学经学化的时期秦统一六国用的是法家思想，然而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完成思想统一，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以孔孟之道吸取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派学说而建立的天人感应的儒家思想满足了当时大一统的需要，也使得儒家成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历史上的汉唐传注之学遵循“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原则，沿袭以往的章句注疏之学，学者拘于训诂，墨守“正义”，如此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使儒学发展停滞。魏晋玄学的兴起和儒学的玄学化名教与自然之争隋唐佛教的流行和儒释道三教合流印度文化的精华——佛教，先是由魏晋玄学以无为本的思维方式被中国文化吸收，产生了中国化的隋唐佛教，接着又被宋明理学所消化。宋明——儒学理学化的时期宋明理学，阐发义理和天理，而不拘泥于训诂考释；以儒学为本位，又援佛、道入儒，从而发展了传统儒学，使新儒学在内涵上更加丰富。清代——儒学的综汇期考据之学盛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命运李大钊鲁迅先生对二程思想作了激烈批判。由于他运用小说的形式，其社会影响很大。发表在1924年的小说《祝福》，描写了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说教的压抑下折磨而死的寡妇祥林嫂的悲惨形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命运有一批热爱中国文化、执着地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普遍的、永恒的价值、在现代必能有新开展并能有大贡献于世界未来文化的学者，和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论者进行了激烈的持久的论战，他们被称为‘现代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形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上足以和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而三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派别。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命运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思想1920—1949：现代新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50—1979：现代新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80—2004：现代新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2004—至今：现代新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1920—1949在儒学遭到空前“厄运”，“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情况下力图“重建”和“复兴”儒学，使之在现代生活和世界文化对话中仍保持一定的地位。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等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特别是梁漱溟、熊十力，则被看作是狭义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宗师。现代儒学三圣1950—1979在港台和海外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儒学复兴运动。现代新儒学第二阶段的发展，中心已经转移到港台，起骨干作用的是从大陆去的一批新儒家学者，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人。以新亚书院为基地，“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1980——2004在80年代港台和海外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继续发扬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其中香港的刘述先、台湾的蔡仁厚、侨居美国的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较为著名，又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现代新儒学前三个阶段的基本理论第一中国文化传统如何进行现代转化。第二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代价值第三中体西用的理论思维模式第四中国文化的宗教性内涵前三代新儒家多具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以熊十力、牟宗三及其弟子一系为主，力倡儒家心性之学的复兴，其基本理论包括如下四个基本论题：2004——至今自二十世纪末，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中心已逐渐由港台转向大陆。经过1980年代文化热之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极其宽松的思想环境下，经港台新儒学“反哺”和十多年酝酿准备，大陆新儒学已渐成气候，一些中青年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现代新儒学的价值，进入现代新儒学的阵营。自觉标举新儒学旗帜的代表人物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思考当前儒学的发展2005年方克立先生曾指出：“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从‘五四’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大陆新儒学蒋庆阳明精舍大陆新生代新儒家的理论特点现代新儒家第四阶段的发展则在更广泛的意义复兴儒学传统，他们普遍反对熊牟一系新儒家仅将儒学局限于心性之学，由“内圣”开出“外王”来接纳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做法。他们提出了一整套“儒化中国”的理论、方针、原则和策略，认为儒学应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全面复兴。比起港台新儒学大陆新儒家显得更有创造性，也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和现实针对性，实已成为当今中国保守主义的中心话语，成为一面政治和文化旗帜。结语儒学内通心性，外透天道，旁彻物情，合内外，一天人，是天人性命一贯之学，是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培养基，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曾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也不一个西化的过程，我们必须特别突出现代性中的传统，从民族自身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的问题。近年呈现的儒学复兴势头，绝非眼下的偶然性事件，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事情。这是当今中国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当然，民族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在当今时代，我们培育和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不仅需要从传统儒学中吸收精神营养，还特别要有现代新儒家与时俱进的创造转化传统的能力。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正是为了捕捉他们提出的具有普适性的问题意识，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形成超越现代新儒家的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