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396户菜

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396户菜农的实证分析*周洁红1摘要：本文应用浙江省10个地区21个县（市）396个蔬菜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菜农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因素由主到次为：化肥、农药对自然环境影响的认知、蔬菜种植面积、菜农家庭收入结构、菜农的道德责任感、菜农接受培训学习情况、菜农加入产业化组织、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影响、社会舆论、期望内在报酬、获得认证情况、同行的影响、期望外在收益。为此，需要政府通过加强宣传、经济利益引导、技术支持等非行政手段的干预。关键词：蔬菜种植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Logistic回归；因子分析一、引言与其它农产食品相比，蔬菜茬口复杂，生长周期短，病虫害多，肥水要求高等，这些生产特点决定了蔬菜安全控制难，蔬菜污染控制更依赖于生产者的栽培管理知识等特性。我国目前80%菜区生产体系的主要特点是采取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因此，尽管蔬菜到达消费者之前环节众多，污染源极广，但对蔬菜生产环节的质量控制，更确切地说，对蔬菜种植户的生产行为的管理成了蔬菜安全管理中的关键点。然而，从现有研究农产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文献看，虽然国内学者对农户的各种经济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包括蔬菜种植户在内的生产者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研究一直较少。从国内研究看，夏英等（2001）、汤天曙（2002）最早将研究的眼光投入到生产者身上，他们借鉴发达国家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和供应链综合管理的经验，建议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安排应建立在农产品安全生产行为的基础上。王华书等（2004）对农产食品安全的根源，即农户超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动因进行了研究。张云华等（2004）则利用地区农户调查数据，对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施用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卫龙宝等（2004）通过对浙江省部分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质量控制方式的调查，认识到农业合作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对农产品质量的控制与提高有很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对加强我国蔬菜质量安全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理论和定性的描述，即使有一些定量的分析，由于以农产品大类为研究对象，在选择影响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指标体系上存在困难，因不同农产品生产、流通方式不同，相应的安全管理特性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并且样本规模要求高。因此，现有以大类农产品为研究对象的小样本的实证研究难于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虽然发达国家与我国一样，对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的研究散见在农*本研究得到浙江省自然基金：基于菜农生产质量控制行为分析的浙江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研究.（Y605313）的资助，特此致谢。同时，感谢研究生朱丽娟在调查、数据录入等多方面的帮助。1周洁红，浙大“卡特”副教授、博士。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研究中，但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安全管理包括生产者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研究上已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理论研究体系和实证的研究体系，如Caswell(1998)、Buzby等（1999）、Starbird（2000）、Henson等（2001）、Annandale（2000）、Goodwin等（2002）对安全产品供给动机、安全管理规制对生产者成本的影响及其生产者对安全管理规制的反应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由于社会条件、政治制度、生产规模、市场结构、产业组织形式、生产者素质等差别，其成果在我国的适用性也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检验。为此，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将以Ajzen（1977，1989）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本构架，通过对影响浙江省蔬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因素分析，并对其行为与生产者内在因素、产业环境匹配、政府现有管理措施等进行相关分析，进而揭示影响蔬菜安全生产管理政策绩效的关键因素，为政府制定促进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的政策提供依据。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一）蔬菜种植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分析模型一般的西方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发生，推动人的行为的动力因素有行为者的需要、动机和既定的目标。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简称TPB）则企图通过权衡行为的潜在决定因素，包括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来预测并理解人们的行为。TPB以三个阶段来分析行为的形成过程：（1）行为决定于个人的行为意图；（2）行为意图决定于该行为的态度、行为的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这三个或者其中部分的影响；（3）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及认知行为控制决定于人口特征、个人特性、对事物的信念、对事物的态度、工作特性、环境等外部因素。TPB最早是Ajzen提出的，后经不断完善，目前被广泛应用在社会心理学和其他研究领域。但是，由于我国的农户（包括蔬菜种植户）相对于一般生产者而言存在很多的特殊性，比如能够独立做出决策，行为主体单一，农户目标双重性等。因此，本文对TPB作了充分肯定的同时，结合农户目标的各种理论观点及生产者质量安全行为、农户行为的相关文献、我国蔬菜生产的特点等进行了适度修改，构建出如图1.1所示的包括TPB理论模式层面在内的蔬菜种植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分析框架及指标体系。中间变量先行变量H13H3H1H2H11H10H7H9H8H6H5H4农户特征：受教育情况年龄种植面积收入结构外部环境：政策法规、社会舆论、对行为的态度行为目标蔬菜种植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认知行为控制期望报酬：外在收益内在报酬道德责任感相关行为：加入产业化组织接受培训和学习获得认证情况H12H15H14结果变量图1.1蔬菜种植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分析框架（1）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农药、肥料使用、采后处理是当前影响蔬菜质量安全属性的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农药残留，它们构成了蔬菜种植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主要内容。衡量蔬菜种植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指标体系很难建立，因为对这些行为的评价往往带有个人主观色彩。本研究是通过这些问题来反映的，例如，经常（偶尔）使用什么农药、对所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的认识，经常（偶尔）使用什么肥料，使用频度如何，采后经过怎样处理才销售等。根据这些问题的回答相应会得到一个分数，所有问题的分数加总得到一个指标。（2）态度。态度会影响行为一直是众多行为研究学者的一贯立场。为此，我们假设，如果蔬菜生产者认为生产高品质、安全的蔬菜很好，则他选择安全蔬菜生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3）目标。人的行为有目标导向的特征，并能以此自我激励。根据Coughenour等（1988）、Gasson（1973）等的研究，蔬菜种植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两大目标为：工作满意度和经济价值。虽然有研究表明许多菜农通常没有事前计划或者明确的目标，而且菜农自己所说的目标有没有对其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也不得而知。但我们还是假设菜农在经济价值和工作满意度上是有一定目标。为此，问卷中设计了相应的两个题目进行衡量，例如“种植质量安全的蔬菜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保证质量安全的蔬菜可以使自己感到满意”。（4）认知行为控制。Ajzen（1989）发现，有时行为并不仅仅决定态度与主观规范，还必须视个人对行为的意志力的控制。例如，一些食品生产者可以完全控制自己进行食品的质量安全生产，而一些生产者则认为无力完成。所以，行为的执行不只决定于一个人的动机，还包括部分的非动机因素。Ajzen（2003）将认知行为控制区分为两个层面加以衡量，一个是认知自我效用即了解个人从事质量安全行为的困难度和容易度，另一个是认知控制力即了解人有无自主控制或决定行为执行的程度。问卷按Ajzen（2003）所提出的问题设置方式设置了“生产质量安全的蔬菜是可以做到的”等问题。（5）道德责任感。Beedell等（1999）指出农户感知的道德义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生产行为。一个具有强烈道德责任感的农户会有相应强烈的意愿生产质量安全的产品。我们在先行的访谈中也了解到很多农户具有一种质量安全行为的“道德”和“责任”，许多农户愿意按规范生产蔬菜如不施剧毒农药等，多少是受到本身对其行业的热爱，或者善良的天性。因此，构建蔬菜种植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模型时我们在原始的生产者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理论框架中加入一条新的因果关系，即道德和责任感直接影响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态度，并在问卷中设计了三个衡量“道德和责任感”的问题，如“生活中我总是尽可能去帮助他人”，“为他人提供质量安全的蔬菜能让自己感到良心安稳”等。（6）期望报酬。按照当代经济学的观点，农户的经济行为主要受效益最大化的影响（贝克尔，1995）。假定农业生产者服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那么菜农采用安全蔬菜生产方式也是以收入最大化为导向，在既定的市场环境和生产技术约束下，选择最佳的投入组合以达到收入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因此，农民的决策不总是或必然地将利润作为唯一目标。从而用外在收益和内在报酬来说明菜农的期望报酬也非常合适。菜农执行质量安全行为的外在收益包括收入增加和市场销路扩大或降低生产成本与生产风险，外在收益是对安全蔬菜的预期，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安全蔬菜价格与菜农期望价格越一致，菜农采用安全蔬菜生产行为的积极性越高。内在报酬包括声誉、顾客尊重、自我认同等。（7）质量安全相关行为。Ajzen（1989）在TPB模型中加入认知行为控制的因素，是认为人的行为执行程度需要考虑时间、技能与知识的配合等，需要足够的资源。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菜农是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我国蔬菜家庭经营规模小，农产品流通市场不完善。因此，菜农生产安全蔬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安全蔬菜前景的估计、对相关技术的认知和态度。因此，菜农与各种产业化组织的关系是影响菜农安全蔬菜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菜农与各种产业化组织建立联系（口头或书面协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菜农“绿色价值”实现的风险，使菜农利益得到保障，同时产业化组织本身会在技术和品种上要求菜农进行标准化生产从而促进菜农采用安全蔬菜生产技术等，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蔬菜的质量安全。本文设定的质量安全相关行为包括是否参与某种产业化组织、是否接受培训学习以及是否获得安全蔬菜认证等。（8）蔬菜种植户的特征。包括教育、家庭人口、种植年限、年龄、种植面积和收入结构等变量。实践证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户的经济行为。为简化起见，我们采用劳动力的相对数量即家庭人口总数。由于当前蔬菜种植户家庭的决策一般由户主决定，因而用户主的教育、年龄等代表劳动力素质。在劳动力素质中，一般认为教育水平是影响接受可持续技术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假定菜农教育水平是决定菜农采用安全蔬菜生产技术等行为的重要个人特征；由于农业与非农业、农业内部各产业间存在着比较效益的差别，因而蔬菜种植户收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户资源的分配状况，从而会影响到农药、化肥的使用，对从事非农业的蔬菜种植户而言，相对省时的高毒农药是对劳动力的很好替代；土地是蔬菜种植户在蔬菜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土地数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菜农的决策行为，蔬菜种植户的经营规模与菜农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密切相关（徐建，2003）。（9）外部环境变量。包括自然环境、政策法规、社会舆论和同行的影响力。为了规范生产者行为，政府在食品生产、加工、处理各环节都制定了国家食品法规和技术要求（产前）及产品责任法（产后）。提供不安全食品的生产者面临着产品责任法和合法诉讼的可能性。同样，涉及产品责任的案件不管成功与否，都会引起公众负面的注意力，因而，新闻媒体也有类似的市场强化作用（Henson&Hooker，2001）。但本文认为，小规模的蔬菜种植户与食品生产企业不同，这两个因素对我国菜农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相反，因菜农的决策过程是从了解到实践，从实践到价值评断，再从价值判断到实践的反复过程，因此，菜农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是不可忽略的行为影响因素，尤其是在采纳新的生产方式如无公害生产技术或新的经营理念时，社会舆论对菜农质量安全行为的主观规范有直接影响。（二）研究假设结合以上分析和蔬菜种植户质量安全行为本身的特点，本文对菜农作如下假设：[H1]：菜农对质量安全行为的态度直接影响他们的质量安全行为。[H2]：菜农的行为目标直接影响他们采取具体的质量安全行为。[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