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曾经有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梦想，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并未曾得到这样的机会。然而有信得此机会的人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完成了匡扶社稷的使命；而另一类人却是失败的，他们雄才大略、志存高远，然而却生不逢时，最典型的莫过于闻仲、子婴，这之中自然还应添上一个崇祯皇帝。历史须有公允的批判，虽然这批判有时不那么一致，我们所知道的崇祯皇帝仅是亡国之君，事实上，他也算得是一个魄力非凡的政治家。他禁朋党，求国策，整饬边防，事必躬亲，就是这样一位明君，王朝却败在他的手中。崇祯与他的祖父相比，似乎来自不同的星球。他的祖父是万历皇帝，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记录的皇帝，万历几十年不上朝，而崇祯事必躬亲，既是如此，为何明朝在万历年间平稳地过了几十年，而在崇祯年间旋即亡国呢？这其中的差异，绝非空洞的“历史的选择”之类说辞能解释，《万历十五年》则为我们洞悉了其中的秘密，对明朝，甚至几千年来的中国，做了体制上的深刻剖析，从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万历时的明朝已是一个极度僵化的体制，文官集团延续开国以来的种种作为，而应用于今时今日的不同情况，说白了其实就是“比着框子买鸭蛋”。在这样的体制下，皇帝是仅仅为了代表天意或标榜道德而产生的，他终其一生并不能掌握多大的权力，而更像是被整个官僚集团绑架了。官僚们需要的是一个甚无主张的皇帝，而这也并非是对皇帝的不敬，在他们心中对皇帝还是怀有较大限度的敬仰和服从，可悲的是，这样的文官集团就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将所有国事都可以安排得妥妥当当，从而造就了一种连续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保守稳定的体制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技术进步所必然携带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所以万历几十年不上朝，明朝仍然可以运转的井井有条，而崇祯想要着手变革，结果只是越帮越忙，只是在不断地对这台机器产生破坏。万历时期张居正曾利用他的权势和威望进行变革，然而他一逝亡，改革的绝大部分成果也就付诸东流了。凡此种种都说明这种稳定的体制不需要变革，如果崇祯不是一个魄力非凡的皇帝，那么明朝或许还能坚持几十年。《万历十五年》就是基于对这种体制的深刻见解，全面描述了明朝政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人物。万历皇帝或励精图治或宴享安乐、张居正的独裁或申时行的调和、戚继光的创造或苟安、海瑞的廉洁奉公或其他官员的贪污腐败、李贽的进步或耿定向的保守，不分善恶，在这魔咒般的体制下统统无法产生有意义的结果，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而名裂。这就不得不促使我们去思考，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发展？《万历十五年》给出了答案：“其中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首辅，下至百姓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受祸。”在《万历十五年》中，给我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描写张居正的部分了。在当今时代，也许不再有人会幻想出现什么青天大老爷，一个人功可抵过，便足以宽慰，可张居正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张居正私生活极端奢侈豪华，其父过世时，他归乡所乘坐的轿子需二十多位轿夫抬，里面有卧室和客厅。他死后被抄家，万历皇帝才发现张居正的田亩金银不计其数，还有许多绝色佳人。张居正也贪污，贪污的款项却是提供给戚继光做练兵之用。张居正自然也会结党营私，悲哀的是这又是他施展抱负的前提。在政治上，张居正可谓雄才大略，堪称国之重器，他既能高瞻远瞩，又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从而在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在于改变文官集团的作风，其要求是力图振作，然而过于严厉以致抗拒丛生。张居正也是天赋异禀的理财高手，但明朝的财税问题从开国初就一直盘根错节，就在这种情况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此外，张居正改革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有的官僚徇私枉法，扶植地主和高利贷的利益；却也有年轻官员深受四书影响，真能不顾一己安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张居正的改革固然和第一种官员的利益大相径庭，可他也难以得到第二种官员的理解和支持，所谓曲高和寡，也莫过于此了，所以在生前他尚能以权势推行变革，而死后不免抄家累族，大多成果也都烟消云散。历史容不得假设，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若张居正再活十年，那变革自然也就成功了，明朝会有不同的商业模式，文官集团虽不至于彻底改组，但总会在局部产生重大变化。可惜，如今这幅图景也只能仅供后人怅惘遥想了。第一次读《万历十五年》，心中除了震撼还是震撼，不仅仅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历史，更最重要的是它分明在讲述明朝的事，却仿佛道出了我们当今时代的许多问题。如果把中国和印度做一比较，可以看出，印度的历史是长久的分裂间杂短暂的统一，中国的历史则恰恰相反，所以，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自古而然的，中国似乎总也逃不出同样的历史转轮：大乱——起义——重建——大治——衰落——大乱。现在我们该叩问自己，当代中国是否已走到了相同的历史转轮中？众所周知，十年前中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失败了，但人民至今还在深深地怀念着他，他在某些方面和张居正极其相似，他就是孙中山。他们都有志于系统改组文官集团，提高行政效率，裁撤冗员；他们都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他们都是财税专家，对经济改革有独到的见解和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们都把自己当做牺牲者看待。不同的是，这位当代的改革家情操毕竟要高过张居正。历史开的可悲的玩笑仿佛在向国人证明，中国的历史就是在不停的轮回，这位改革家最终也失败了，自古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改革似乎就没有成功过的，这一切值得我们深思。当代中国仍是一个趋于保守和僵化的体制，我们的国家还是文官治国，这个集团和百姓的阶层有天然的隔阂，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非是在两者间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可以是从民间推举出来的监察官，或者是直接从百姓中推选出的官员，但是这样的官员必须对他的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纵观历史发展，时代还在召唤新的张居正，我们不要求他的道德有多么高尚，只要他能变革这个僵化的体制，也许很多的“张居正们”在这种体制下被埋没了，也许新的张居正根本就没出现。另一方面，《万历十五年》中谈论的技术和道德问题也对今天有很大的警醒。一个王朝想要单纯依靠道德来治理它的臣民是不现实的，道德不光是空而大的，而且它的作用也确实值得怀疑，越是提倡道德，就越显得虚弱。凡是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就扯上了道德，因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更不能代替法律。国家若是依靠道德，那要么是牺牲发展的稳定，要么就是大厦将倾。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当代中国和古代王朝的相似点，但却找不出当代中国会做的更好的理由。在延安，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同志曾就建立新中国一问一答，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中国到底能否走出这个周期率还有待商榷，因为现在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还处在这个转轮中，可是变革这种体制的契机究竟又在何处呢？一种僵化的体制可以长久地起作用，但一旦技术的累积到达一定程度，那必定会产生变革。这时的变革就不再是和风细雨了，而是让人胆寒的暴风骤雨！可悲的是，历史转轮，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