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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及其作品生平简介列夫·托尔斯泰（LevTolstoy，1828——1910）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大作家，他代表了19世纪俄国文学发展的顶峰，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终结。1828年9月9日出生俄罗斯图拉省的克拉皮亚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出生名门贵族。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反对拿破仑入侵战争，退役时是中校。母亲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公爵之女。贵族公子气托氏一岁多死了母亲，九岁死了父亲，在姑妈抚育下长大，形成多疑、热情、易冲动而又自由发展的性格。16岁时，进入喀山大学读书，学习东方语言。受尤施柯娃姑妈的影响，迷恋上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一心想做体面人。他经常参加各种舞会和晚会，学习成绩不太好。三年后退学回家。大学三年生活，托尔斯泰对哲学，尤其是有关道德的哲学问题发生浓厚兴趣，喜欢卢梭作品。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例如司汤达和萨克雷的作品。托尔斯泰19岁时，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开始努力改善农民生活。但他许多善意的努力没有成功。1849年，托氏到彼得堡考法学学士，只考了两门就灰溜溜回家了。从这年11月起，托氏开始做官，在图拉省的行政管理局任职。第二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我生活得完全像头畜牲，虽然并不完全放荡，但自己的工作全抛弃了，精神极度沮丧。他悔恨自己的放荡生活，向往道德上的纯洁。这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作品有《马太福音》中的《登山训众》和卢梭的《忏悔录》。军队生活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到高加索参加到了军队。军务之余，他开始了小说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托氏对自己从军也进行了反省。他在1853年的日记中写道：“搞了一次混账检阅。所有的人都在狂饮，特别是哥哥……战争是一种不正义和愚蠢的事，那些正在打仗的人力图压下自己良心的呼声。我正在做的事好吗？”他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离开了军队。思想激变托氏长期思考人生的意义，表现出对宗教和道德问题的关心，他不断考虑自己的贵族生活是否有罪的问题，从而产生了忏悔的情绪。从70到80年代，他的思想发生了一场“激变”，要同贵族地主生活决裂。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拯救灵魂”，反省自己的罪恶。他经常参观监狱，到法庭去听审讯，去新兵收容站，访问贫穷人民等。他做这些事简直成了一种癖好，社会上很多人，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都不理解他。人们都说“托尔斯泰快要疯了，可能已经完全疯了。”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害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俄国忏悔意识的生发：东正教的原罪观西欧启蒙思想影响罪恶感驱使俄罗斯知识分子献身于改造社会的事业。答复海子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锄禾（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平民化生活托尔斯泰写作了《忏悔录》，内中谈道：“我否定了我们这个圈子的生活，我认清了，这并不是生活，这不过是类似生活而已……为了理解生活，我应当去理解的……不是我们这般寄生虫的生活，而是这些创造生活的、平常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他过起了自食其力的平民化生活，他戒掉了烟酒，开始吃素食，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打猎，他尽量干体力活，不要仆人侍侯，自己生炉子、劈柴、收拾屋子，去井边汲水，还学干木匠活和鞋匠活。直到晚年，托尔斯泰还下地干活，著名画家列宾特地为他作画：《托尔斯泰在耕田》。直到今天，托氏故居还陈列着他做木工活用的锯子，干农活用的镰刀。他不仅自己过平民化生活，也为家里人订下了改变生活方式的计划：“生活、食物、衣着——所有这些都是最简单的事。所有其他多余的东西：钢琴、家具、马车——卖掉、分掉。科学和艺术，只有在能同别人分享的时候才搞这些东西。对待一切人的态度，从省长到乞丐都一样。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自己和家庭的幸福——懂得幸福在于生活上要求少和为别人做好事。”1891年8月，我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看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已经平民化了。这表现在他的服装上：自制的黑色短衫，没有什么样式的黑裤子，戴得相当破旧的白色便帽。整整六个小时，他不停息地用犁翻耕黑土，一忽儿走向高岗，一忽儿沿着倾斜的坡地走到沟里。——（俄）列宾关心农民苦难忏悔的托尔斯泰坚持“为别人做好事”，关心农民的苦难，同情人民的疾苦。他把大量的钱分给穷人，把土地分给农民。村里发生火灾，他亲自参加救火，火灾后又积极组织救济。他放弃1881年以后所写作品的版权，把这些钱用在社会慈善事业。至今，托氏故居门口还有一株被称为“穷人树”的老榆树，托氏常在树荫下接待贫苦的农民。在他的藏书室里，还有一个放着钢笔和墨水瓶的文具盒，那是庄园里的一个农民送给他的，上面刻着俄国谚语：“用笔写下来的东西，就是利斧也砍不掉”。忏悔的爱情1862年，托氏从国外回来，爱上了宫廷医生别尔斯家的二女儿，17岁的索菲亚·安德烈耶芙娜。一天，他当着索菲亚的面，用粉笔在桌上写道：“你的青春和对幸福的渴望，使我非常强烈地联想起自己的衰老和对幸福的失望。”他渴望幸福，却又充满疑惧，自己已经三十有四，早年又有过放荡生活，不会享有家庭幸福了。而索菲亚太年轻，像一张白纸一样不能玷污。他在日记中忏悔：“不要闯进那青春、诗意、美和爱情的境界……修道院、劳作，才是你的工作，在这上面你可以安静地、愉快地俯视别人的爱情和幸福。”托尔斯泰笔下的忏悔贵族都有他自己生活的影子。他将自己求爱的细节写进了《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向吉提求爱，采用在桌上写字的方式，这是作家本人的经历。清算过去直到结婚，托氏一直处于不断自责的痛苦心情中。最后他坚持在婚前把自己的日记交给索菲亚看，里面记着他过去与一些女人发生过关系，甚至包括侍候他的女奴。索菲亚看了这些日记十分痛苦，几经思考，她原谅了他，同意结婚。托氏如释重负，感到彻底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他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开始安定下来，全力投入了创作。晚年出走晚年，托的思想激变和平民化生活不为妻子理解，这使他很痛苦，他与妻子的关系日益恶化。他几次想离家出走，终因舍不下儿女没有成行。1910年10月27日晚，于是写了给索菲亚的最后一封信：“我在家中所处的地位已是忍无可忍，除了其他别人的人，我不能再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生活……我的出走，给你造成了一个新的环境，我奉劝你与这种新的环境妥协吧！不要反对我的无情吧。”去世写完信，托氏坐马车离开了家。1910年11月7日，他因肺炎在阿斯塔波沃夫车站去世，终年82岁。根据遗愿，托尔斯泰被安葬在家乡，一个朴素的没有碑石的墓地中。忏悔意识在人物塑造中的反映托氏个人思想矛盾和忏悔意识都在他的小说中得到反映。《一个地主的早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涅赫留朵夫、列文、彼埃尔、安德烈等。托尔斯泰思想1.思想历程托尔斯泰一生都关注农民问题，试图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贯穿他的思想发展历程。早期：探索期（1847——1863）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俄国的精英分子感到俄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从学习模仿西方，认同西方，转为在俄国历史中寻找祖国的出路。托氏的青年时代正处于这一文化背景中。他是一个具有精英思想的年轻大学生，在大学时代就积极探索俄国的出路，确立自己的思想坐标。否定西欧文明托氏从小受到良好的西方文明的熏陶，5岁就熟读法语课本，到老年还能用法语思维。他青少年时代喜爱的西方作家有卢梭、狄更斯、歌德、雨果等，因而他对西方文化有好感，产生了一种直观的认同。他否定专制农奴制，主张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他在1857年和1860—1861年两次赴欧洲旅行后，改变了对西欧的看法，他对西欧的个人主义，冷漠的人际关系，虚伪的民主平等很反感，否定了西欧文明，把眼光转向俄国，认同俄国人的群体意识。开明地主立场他的探索结果是站在开明地主的立场上观察社会，以改良的办法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改善农民的处境，醉心于农民教育，主张贵族“平民化”。《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4、1857）自传体三部曲，同情人民，欣赏农民的顺从。中期：转变期（1863——1883）托氏否定了西欧文明，在俄国文化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俄国的出路。托氏在转变自己思想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危机起于1869年的“阿尔札玛斯的恐怖”。阿尔札玛斯是俄国的一个城镇，1869年8月，托氏路过这里住宿了一晚，晚上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突然醒来，屋里一片漆黑，他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在逃避什么东西？并且到哪里去？”“我担心着什么？我害怕什么？”响起了死的声音：“我，我在这儿！”死的恐惧托氏恐怖地跟死的幻影挣扎，心中充满寂灭的思想以及他所爱的人和物完全消失的思想。他很恐惧，叫醒仆人，离开了那座房子。从此，死的恐惧没有离开他，他身边带了张纸条，在上面写着，关于生活的意义，关于善恶的意义，关于信仰和上帝的问题。从死的恐惧，他开始反思人生意义。他觉得除了死之外，什么都没有意义。那么在死亡前应该怎样活着呢？对生死的思考把他引向对人本体，人的信仰的思索，从而找到走出危机的道路。生死、信仰问题折磨着托氏，他产生了自杀念头，不敢见到绳子，不敢去打猎，害怕环境气氛引起自己自杀。认同农民托氏研究宗教，在宗教中找到出路。他发现只有农民信教最真诚，贵族信教是虚伪的。他认同了农民，认同了宗法制农民的生活方式，完成了他的人生观的转变。以此他开始过平民化生活。他的转变期的思想特征是从贵族地主立场向宗法制农民立场过渡，在新的宗制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生活。对贵族态度的转变《战争与和平》（1863—1869），对贵族阶级持肯定态度，批判个别贵族，库拉金家族宣扬俄国人的群体主义意识，歌颂人民的爱国热忱。主人公彼埃尔和安德烈都属忏悔贵族，爱作自我分析，彼埃尔也是自传性探索人物。《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全面否定贵族，批判上流社会的法律、道德、习俗和生活方式。肯定列文的乡村贵族生活方式，宣扬宗法式家庭理想。作者处于世界观转变的前夕。列文是忏悔贵族，自传性探索人物。晚期：回归期（1884—1910）托氏完成精神转变后，认同宗法制农民的生活方式，全面回归俄国文化传统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托氏回归东方文化的最突出表现是赞美肯定俄国村社的顺从，宣扬听天由命。他认为顺从是所有东方民族的美德，也是俄国民族和俄国人的第一美德。他提出了“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这是对顺从意识的理论概括。肯定顺从顺从是在东方专制制度下，广大人民的一种求生意识和求生手段。在专制统治下，如果过于刚烈，必遭毁灭、镇压，顺从是一种柔情缓冲，无条件地服从家长、国君以求生存。它积淀在东方人的心理深处，成为东方民族文化心态的第一要素。俄国人长期受到外族侵略，古老宗法制的约束和专制农奴制的压制，顺从意识特别突出，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探索回归到这一东方文化，表现了他的宗法制农民立场。推崇中国古代哲学家托尔斯泰回归东方还跟他晚年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欣赏和研究有关，他推崇春秋时代的老子学说，认为老子对他的影响巨大。他从1877年开始研读老子著作（法文本），1884年翻译《老子》，1893年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德文本），1910年出版了自己选编的《中国贤人老子语录》，书中他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一文。他在1884年1月的日记中写：“摘自老子：人出生时，既柔且弱；人若强壮，他即赴死。树木长时，既柔且嫩，若其干硬，即将枯死。柔与弱，乃生之伴。是故强者不胜。树木既壮，刀斧必至。强大者，必夭之，柔弱者，必壮之。”（转引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1905年他和两个中国人通信，一个是在彼得堡法政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张庆桐，另一个是学者辜鸿铭。信中谈到他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对中国人感兴趣。1910年4月，他逝世前半年说：“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转引自《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