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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其人其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uot;因法便民&uot;之效。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uot;不敢默视&uot;,时时&uot;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uot;。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搜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uot;指斥乘舆&uot;、&uot;包藏祸心&uot;，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uot;乌台诗案&uot;。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uot;饮食不具，药石无有&uot;，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uot;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uot;。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在为人上，苏轼在几乎丧命的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上，苏轼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都于史有征；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即使在身处绝境时，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追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推崇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他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列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并且将他们的思想、人品、学问、才华、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看成浑然一个整体，是有一定道理的。更足称道者，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苏轼身上，既无头巾气，无山林隐逸气，亦无以富贵骄人气，无忠臣孝子气，无大作家架子气；既无大臣杜门思过之态，亦无谪宦战战兢兢之态。他与你我同在，同悲同喜，丝毫也不刻板，浑是率然纯真的真性情，真品格。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前人有&uot;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uot;之评。分点评述一、苏轼的逆境人生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为了富国强兵，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是新法的实行抑制了一部分人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强烈反对。朝野之中，一时分成两派：一派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一派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苏轼既反对因循守旧，又不支持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措施。但是并不是说在这场党派之争中，苏轼是个折中主义者，或者说他毫无主见；实际上，他一向立场鲜明，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当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阔斧的进行变法时，他不顾自身安危，屡次上书，反对骤变，认为欲速则不达，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将耳闻目睹的民生疾苦反映出来，直言无讳地指斥政治弊端，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然而这一切却遭来了新进官僚的攻击和诬谄，苏轼以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投进了监狱。在这场牢狱之灾中，苏轼九死一生，历经磨难，经过四个月的审讯和折磨后，侥幸获释，谪贬黄州。这就是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一腔忠君爱国之心，却被见疑流放。在黄州的这段时间，是苏轼最失意的日子，也是一段生活上穷困潦倒的时光。但是，黄州时期作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低潮，同时却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期。虽然处在恶劣的环境中，他却保持着旷达的心胸，傲岸的心性，从容面对，淡然处之。正像他在黄州所写的《定风波》那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政治上的风雨也往往是变化无常的。元佑年间，旧党得势，朝廷起用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委以重任。但是苏轼在地方官任上，发现王安石的新法有一部分是行之有效的，他没有顾虑自己的名望和地位而隐瞒自己的看法，而是承认新法中的可取之处，不同意一概废除，这就引起了旧派疑忌，受到他们的排挤。在绍圣年间，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屡受旧党排斥的苏轼被作为旧党要员受到二度迫害，流放到时为瘴疠之地的岭南，三年后，再贬到荒僻异常的海南。直到65岁才遇赦北归，此时的苏轼已经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年，长期的流放生涯，恶劣的生存环境，使苏轼在一年后就病逝了。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他始终保持着自己坚定的政治操守，不受现实因素的干扰，独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