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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一书读后感重读《历史是什么？》一书，对我的影响更深一层。曾记得第一次读《历史是什么？》的时候，我是本着完成作业的目标，而且对历史学这一领域的认识几乎是零，只是依稀记得卡尔先生对历史的评价，以及通过卡尔先生的批判学习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和历史学派，从中略微知晓一些历史学科知识。然而对卡尔先生的思想精髓领悟却并不深，只是觉得他对史学家和史学派思想观点的批判很有道理。如在“什么是历史事实？”这一问题上，他认为“我们所接触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1。但也绝非如胡适所说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也非卡尔·贝克所说的“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所创造的”2，更非柯林伍德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3。他们的观点完全否则了历史的客观性、科学性。任何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解读都必须在一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根据现实需要做出合的理解释，而非随意编造，否则也就不会有“以史为鉴”的观点。然而，由于历史是经过历史学家们筛选、加工的历史事实，必然会与当时的社会紧密相关。正如克罗齐说：“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4，即历史是当代史学家们对过往事件的解释，历史要为现实生活服务，故与现实社会的密切相关的历史事实才更易于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但是，由于克罗齐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性认识不足，过于侧重于历史的实用性，必然会出现不少偏颇。历史应该为当今社会服务，提供借鉴，否则便会失去其研究价值。试想如果历史为我们提供借鉴价值，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怎么可能在不断向前发展，中央集权制度怎么可能越演越烈，以至于在清朝的时期发展到顶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向发达国家学习富国强兵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怎么会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中国的富强腾飞。因此，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解读的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关键问题。现如今重读《历史是什么？》一书，记忆最深的是他的观点：“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5历史事实是不变的，但是我们的历史认识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形势、背景下，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有所差异的。如：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灭亡的主要因素，这是唐朝后期统治者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然而，北代政治、史学大家司马迁却主张设置藩镇军事以抵御外辱。为什么史学1[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6页。2转引[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5页3[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44页。4[意大利]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5[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115页。家们对同一历史事实却有着不同的观点，显然这是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的，宋代政府在军事上实行“兵将分离”制度，军事力量呈现“内强外弱”的局面，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虎视眈眈，因而需要边疆藩镇的强大军事力量抵御外辱。相较之下，唐朝的藩镇实力过于强大，其军事力量远远超越中央的，对中央政权的稳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所以唐后朝的统治者一直在致力于削藩。可见，史学家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也会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解读所依据的是史料，包括实物和文献史料。史料的丰富与否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历史事实的判断，随着史料尤其是地下考古史料的不断发掘，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如：上官婉儿的墓的出土，使我们颠覆了以往的观点：上官婉儿是以罪人身份下葬的观点，证实了她在去世后得到了昭容的下葬待遇，这与史书的记载不符，这或许与宋代的礼教思想较为严重，不耻于上官婉儿侍奉二夫的思想相关，故意贬低她。再如：关于唐朝秘色瓷的颜色的探讨，黄永年先生依据唐诗中所讲瓷器的颜色如雨后的天空之色，初步推测秘色应为“天青色”。其后，随着法门寺地宫的发掘，最后证实秘色确实为天青色。故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随着史料的发掘与解读而发展的过程。历史事件归根到底还是历史学家所写，必然会打上不同历史学家的烙印，因此史学家们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同样非常重要，这便是卡尔书中所讲不同派别的史学家们对“历史”这一概念解释不同的原因，也是出现众多史学派别，史学观点的原因。“任何一个优秀的历史编纂家都有他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即使他没有写出这方面转注或专文，我们仍可从他的一言半语或字里行间看到”6。如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他非常注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为了写作《史记》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于不太清楚的历史事件，他选择保留原文，以待后世解读，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成一家之言”。然而，同为史学家的欧阳修则认为好的史书应“文省字略”，所以我们看到的《新唐书》几乎是干巴巴的历史骨架，他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筛选，删除了许多他认为不重要的历史事件。相较之下，《旧唐书》由于编纂得过于匆忙，及中途换主编者的缘故，编写较为粗糙，有一些篇章甚至直接照抄史官记载的原文，但同时也保留第一手资料，这却有助于后世史学家们解读、还原唐朝的社会生活。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亦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唐朝政事的新史料。同样是唐朝历史，由于史学家的观点不同，取舍不同，呈现给我们的历史事实的重点也就必然不同。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相应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尽可能地保持历史的真实性。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7。作为一名马克思6赵世超主编：《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主义史学工作者，我认为历史学者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必须保持历史事实的借鉴性，积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让历史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服务，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