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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后国民经济的对比纵向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66.1元。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从1840年到1949年，GDP年均增长不到1%。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占70%，工业总产值比重占30%，而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4]。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经济概况横向看，1820-1950年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世界GDP增加为7.68倍，世界人均GDP增加为3.17倍。美国人均GDP增加到7.61倍，西欧人均GDP增加到3.73倍，日本人均GDP增加到2.88倍。而在中国，人均GDP还下降了，从1820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低到1950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1%。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从1/3，降到了1/22[5]。年代类别1946年1947年1948年进口出口进口出口进口出口全国对外贸易总值808.7178.8599.1227.9331.0170.4各国及地区所占比重（％）美国60.938.757.023.366.520.1英国63.34.48.456.55.53.9东南亚及印度10.510.111.913.711.924.1香港3.628.21.434.20.934.1其他18.718.621.222.315.220.5各类物资比重（％）食品17.214.69.622.712.418.0原料25.041.922.323.327.819.4半制成品14.523.621.029.316.425.9制成品43.319.947.124.742.436.7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陆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动乱，建立了强大有效的政府，为发展经济提供了保障，然而要真正站起来，还需要发展经济。当时留给新政府的是一个烂摊子。1949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142斤，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斤[2]。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工业生产显著落后。钢铁产量只有41万吨，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3]。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当时制定的总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府通过一系列有效的经济政策，统一了货币和财政收支，消除了长达13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增大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并理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经过一系列改革和恢复经济的政策措施，很快恢复了被战争所破坏的生产，增加了就业机会，维护了社会稳定。在农村，政府则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制度变迁使得中国农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城市，则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并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基本政策，对个体和私营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将之纳入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到1952年，中国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战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全国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绝大部分超过建国前的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自1840年以来的第一次明显提高。1952年底主要工农业品增长表项目1949年产量1952年产量52年比49年增长百分比52年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比钢15·8万吨132·9万吨752·846·8煤3243万吨6649万吨1057·5棉花889万担2607·4万担193·353·6粮食2263亿斤3278亿斤44·89·3把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最需要之处，发挥其最大效能。对于粮食、棉花、钢材、煤炭、水泥、电力等产品来说，当市场调节在短期内不能有效增加供给而需求弹性又很小的条件下，在资金非常匮乏、农产品剩余非常有限，同时供给和消费结构都比较单一的情况下，运用政府力量，通过计划经济来集中工业建设是有比较优势的。因此，从1953年开始，中国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在制度变迁上也开始了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中国开展了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为核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些大项目的开工和完成初步改变了中国工业一穷二白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这些工程所形成的工业部门和生产能力，不仅可以填补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空白，增强薄弱环节的生产能力，同时也能够迅速提升中国工业发展的技术水平，使中国初步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为了在制度上给予工业化以支持，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底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1.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建设上学习苏联是重要内容，鉴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而在苏联的帮助下，经过三年的努力，中国迅速恢复了建国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此，在经济上学习苏联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主要体现在“一五计划”的编制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方面。1953年9月3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专门就与苏联政府商谈对中国援助问题向中国政府作了一个报告，提出，第一，要以苏联帮助我们建设与改造的141个企业为骨干，配合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按照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制定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第三，苏联花了很大力量为我们设计的141个企业，并帮助我们建设，为此它将派大批专家来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建设上的准备工作；第四，学习苏联，培养人才1959年其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可能等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1937年的水平，第三批项目的确定是在1945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双方就旅顺口问题,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问题及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展企业等问题举行了会谈，共签署了包括《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大原有协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在内的十项文件，至此，苏联援华项目共计156项，通称“156项工程”。众所周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时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核心。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经过反复多次的论证，“156项工程”中最后投入实际施工建设的共计150项。到1959可以说，“一五”计划期间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旧中国一百年的发展水平，同欧美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毫不逊色，使得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从建国前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半个世纪，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但在看到技术引进是使落后国家迅速改变面貌，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最佳途径的同时，还必须于自身实力的发展，把争取外援同自力更生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并完善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是急需的，也是真诚的，但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基础毕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通过农业合作社，国家将农户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集体所有制；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也由过去的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经营转变为集体共同生产经营。由于合作化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产权变动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使部分合作社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因此集体经济没有出现预期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完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使农民失去了自由支配其主要劳动剩余产品的权利。手工业的合作化也非常顺利。1953年，合作化手工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仅为3.9%，1955年上升到26.9%，1956年则达到91.7%。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9]。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就开始了。1952年之前主要是通过“加工定货”和“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1953年之后，则先是对单个条件成熟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到1955年下半年则发展到对整个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政府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这种和平赎买的方式，，使私营企业主只拿定息，交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私营经济基本上不存在了，个体经济微不足道，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由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组成。“一五”计划时期经济发展总体上是较好的，各个产业之间的比例适当。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10]。美国学者费正清对“一五”时期的成就也评价甚高：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相比，“一五”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与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11]。2.改革开放后至今年份对美出口从美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