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

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写下这句话，我的心中涌上一丝悲哀，因为鲁迅去世已经６０多年，世纪之初，他以自己的文化生产实践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铺下基石，到世纪之末，他仍然是最高成就的体现者和最具典范意义的作家。这说明本世纪知识分子话语空间建设的荒废。同时，也恰恰明着他的价值。他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挣脱羁绊而创建现代启蒙文学范式，达到了本世纪中国人再也没有企及的高度。他站立于荒野笑傲庙堂，以尖利的笔锋剥落伪装，瓦解偶像，使权威话语在文学园地里彻底萎弃于污泥。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他别无选择地倾向于劳苦大众，为他们的不幸而呼叫，为他们的解放而呐喊，但绝不与他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更不为某种私利而迁就和迎合。他“立人”目标的设置，启蒙主义的选择，决定了他与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的关系，避免了许多人未能避免的沉沦。因此，要寻找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要探寻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鲁迅不能不成为首先关注的范本。在为写这篇文章而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的感受非常复杂：一方面感激多年来前辈学者对资料的收集，使一切后来者都可以顺利地直接进入研究而免去收集资料之苦；一方面却深感资料与成果之间的沟堑，凿凿之据却并不证明展览大厅的开场介绍。十多年来虽然有王富仁、汪晖等人的成果显示着大踏步的迈进，却仍然没有改变大量新成果为一些被超越的结论反复诠注的现状。王富仁先生呼喊“回到鲁迅那里去”已经多年，但回去的途径却是重要的问题，如果隔着价值和思维方式的樊篱，你怎么能够回到鲁迅那里去？我无意于创造新的研究范式，因为我知道它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我所做的，仅仅是回到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立场，以所处文化语境仍然大致相同的一颗知识分子之心去贴近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因为无论给鲁迅多少伟大的称号，也无论鲁迅本人对知识分子有何看法，他的质的规定性首先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一、在对传统的彻底反叛中寻求现代性１鲁迅的文学活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是从反叛传统开始的。他出现于中国文坛，首先显示给人们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决绝态度。他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反对尊孔读经；对于儒家文化，对于道家文化，对于从《三坟》《五典》到风俗习惯的整个文化结构，都持以彻底批判的态度。是他用两个字概括了中国古老的传统：“吃人！”中国人历来以仁义道德为骄傲的资本，然而，鲁迅通过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狂人这一最早从吃人和被吃中清醒过来试图寻找出路的思想者，所处的环境到处到处伏有杀机。惨白的月光，恐怖的气氛，“赵家的狗”的叫声，吃人的密谋……从《狂人日记》开始，《孔乙己》、《药》、《祥林嫂》、《阿Ｑ正传》、《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春末闲谈》……等无不揭示着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吃人”是鲁迅对中国文化本质的形象化概括。尽管一些人由于文化爱国主义情感而不愿意承认这个基本判断，但是，我以为，那种试图把鲁迅这一概括限制于某一个方面的做法是徒劳而有害的。如果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走近鲁迅，就应该承认这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整体概括和基本评价。无论以艺术形象进行象征性揭示，还是以直白的叙述和议论表达，他都反复地表现着他的基本见解。这是人们熟悉的句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2)这种总体评价使一些人不以为然。但是，却主要是感情上难以接受，没有人能够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反驳鲁迅的结论。有些人试图把它看作是鲁迅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愤激之语和偏激之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鲁迅虽然也难免愤激，但唯独此论却是经过缜密的思考和论证的结果，它是直觉的，也是逻辑的。鲁迅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对这宴席的布置有生动而学理化的解说：“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他从古代经典引出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作为证据：“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又从现实的实践运行揭示出它的巩固机制：最底层的台也仍然可以凌虐别人，因为“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掩饰”。(3)中国近代的衰弱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的，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学却在很多人心中闪闪发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成为一些人逃避现实败落的精神避难所，甚至成为打肿脸充胖子的资本。善于捣毁一切臆造的温柔富贵乡的鲁迅却告诉人们：“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鲁迅撕破各种伪装使堂皇的结论暴露出虚伪：“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接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4)如果说“人肉宴席”论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概括，那么，这里的历史分期则是对中国既往全部文明史的概括。一纵一横，概括了中国文明的全部，一网打尽，不给恋旧的国粹家和辩证的庸人留有任何余地。面对几千年一直排下来的吃人的宴席，鲁迅的主张是：“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5)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我当然不否认他与严复、梁启超们精神上的联系，他的路正是他们的路的延伸。然而，他以最坚决的态度反传统，自觉地与传统文化建立起一种势不两立的关系，是严复和梁启超不可能做到的。鲁迅因此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末日宣判者。今日国内外学界嘲笑鲁迅过激的人正在多起来，因为鲁迅的确没有能够“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因为他竟然不自量力地与整个传统为敌。然而，文明的发展虽也有偶然，铁的逻辑却也往往不可更改。居于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要走出鲁迅所说的两样时代，要挣脱那人肉筵宴的网络束缚，彻底反传统是必须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前仆后继为现代化泣血呐喊，也不过是看到了这唯一可能摆脱绝望的希望之路。鲁迅们的选择并非轻率之举。物质文化可以沙发和太师椅并存，西餐和满汉全席并用，穿西装而套马褂顶多有点不伦不类，却也并无大害。但精神方面情况却大不相同，只要留下一点空隙，就会成为逃避和再生的场所。鲁迅如此彻底反传统，都仍然没有意识到，仅仅因为晚年偶然一个“脊梁”之说，就导致了无论赵太爷还是阿Ｑ，都以民族的脊梁自居，一点也不心虚地面对鲁迅的“呐喊”而发扬光大固有的精神。告别８０年代之后的鲁迅研究出现了一种现象，研究者努力寻找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我不知道这是为寻找新的课题走向偏僻的角落，还是出于好心要让鲁迅与传统握手言和，或者是奉传统之旨对鲁迅实行招安，但现象却能看得清楚：很多人在忙着让这个叛逆者与传统接轨。其实无须论证，任何人都无法拒绝传统的影响，或者说无法拒绝对传统的承载。自觉的反叛也只能是部分地挣脱。因此，在他的身上找到道家、儒家、墨家以及中国传统中所有的“家”和算不上什么“家”的影响痕迹，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不必考证就会发现他的黄皮肤和黑眼睛，甚至连牙齿都半黄半黑很合于传统。即使他文化启蒙的历史承担也可以解释为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然而，他一生努力的却是为这传统文化掘一座坟墓，而决不是努力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或者什么“儒学的现代性转化”。当鲁迅结束他抄古碑的生活而走向新文化阵营的时候，他一定能够意识到他所参与的反传统的行为将导致什么，大概也能够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但是，鲁迅和胡适、陈独秀们，都未必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在他们身后的命运。他们的进化论思想使他们很难想象在世纪末的今天竟然有这么多人在指责他们的文化努力，－－不是从更进化的方面，而是从他们攻击的旧营垒中，尽管他们也常常打了“新”的和“后”的旗帜。历史的悲剧还不仅在于有人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判鲁迅，更可悲的是一些人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方面对鲁迅的肯定和对其反传统行为的辩解。我想，鲁迅如果活着，绝不愿意接受这种辩护。他大概又会说，攻击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貌似爱护和尊敬的辩护者。因为辩护者和攻击者的评价虽然不同，所持价值尺度却是相同的。鲁迅的文化生产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还是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五四之后的文化是一种新质还是从旧质中发展出来的？这些问题考察起来很复杂，但中国文化的未来依靠新质还是依靠旧胎却应该不难回答。鲁迅最痛恨的就是古已有之的老思路，然而，在一些人的充满敬意的解释中，鲁迅不过是传统的造就，虽然竭力反传统，却正因为对传统的继承才有光辉。我强调鲁迅彻底反传统的精神，因为鲁迅并不希望自己终生努力的结果只是在孔庙的配殿里继程朱甚至康有为之后为自己安一把椅子。２在向传统文化发起全面批判的时候，鲁迅选择了什么？毫无疑问，鲁迅选择了西方文化。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属于自己原创，选择和认同是不可避免的。鲁迅倾向于西方，或者说是倾洋的。他选择的是西化之路，或者说是洋化之路。但是，几十年来对鲁迅的阐释却总是努力抹淡他的西化色彩。用意非常明显，作为文化伟人的鲁迅不能是崇洋的，不能有“全盘西化”的嫌疑。然而，历史的存在无可避讳，需要确认的是鲁迅文化选择的现代性。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性基因，要现代化就必须从西方拿来。这一点鲁迅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从来没有强调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没有因为文化的特殊性而站在本土文化立场上拒绝现代性的普遍范式。目前国外学人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往往把第三世界文化看作是偏离现代化普遍性的文化实践。这种描述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种描述却不符合实际情形。把鲁迅描述为一个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抵抗者，更是对他的一种误解。无论胡适还是鲁迅，都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带有很浓的世界主义倾向。不过，我以为不应指责国外学者，他们的研究毕竟大多建立在国内提供的基础之上。多年来国内的研究没有提供正确的说明，甚至努力把鲁迅打扮成民族主义者，海外一些学者也很难保证不受影响。所以，必须确认这样一种事实：鲁迅是中国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主义的积极推动者和特殊主义的坚决批判者。鲁迅对国粹派的无情批判是有目共睹的，那些张扬国粹、鼓吹复古的人物在他的笔下尽现其丑恶虚伪与腐朽：把肉麻当有趣，把丑恶当美德，毒疮红肿却说艳若桃花，死死抱住腐朽的传统，同时也拖出民族前行的脚步。他曾经总结“爱国的自大”的五种表现：甲：“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乙：“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丙：“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丁：“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戊：“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6)鲁迅感觉“最令人寒心”的是“戊”，因为他们“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7)其实，２０世纪中国这五种表现哪一种都没有消失，在鲁迅逝世之后，牛二们的繁殖能力大增，其子孙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仍然以丑恶骄人，而且有了更周密的理论支撑。用今天的话说，戊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它强调特殊国情，强调本土文化的传统习惯而拒绝接受现代化的普遍规范。然而，鲁迅在五四时期已经对这些特殊论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把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