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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及其《史记》主讲：焦茂林孙光徐文武司马迁祠第一节司马迁的生平司马迁（前145—前87年），字子长，生于龙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祖父司马喜，是有爵无官的五大夫。司马迁十岁以前，“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亲司马谈移居京师长安，“年十岁则诵古文”，向孔安国学《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他的一生，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始终”家庭影响：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他写过《论六家要旨》，曾想修著一部史书。但未能如愿，临死时，就将这一理想留给了司马迁，他在遗嘱中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矣。”司马迁流着眼泪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父为太史令，开始搜集材料，做写作上的准备。武帝太初元年，着手起草。三次漫游：中青年时代，有过三次大的漫游。第一次：青年时期漫游第二次：奉使随征巴蜀以南第三次：随武帝进行“封禅”大典李陵之祸：司马迁38岁时做了太史令，42岁时，武帝下令实行太初历，即改秦历为夏历。司马迁认为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便在这一年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发生了李陵出击匈奴被俘投降的事件，天汉三年，遭受宫刑。太始元年（前96年）遇赦出狱。出狱后担任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近旁秘书）。《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实秘府。”刘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而且按照当时的制度，“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即都掌握在史官的手里，这就为编纂大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还有著名的《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第二节《史记》的内容一、《史记》的体例《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52万字，130篇，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由五个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历代有影响的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是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二、《史记》创作的目的：1、究天人之际：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以天道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2、通古今之变：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司马迁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在研究历史时，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3、成一家之言：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寄寓理想于其中，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三、《史记》的思想倾向①揭露统治者的暴行、暴政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农民起义的合理性③歌颂反抗暴政的刺客和侠客和一些具有优良品质的中下层社会人物④歌颂爱国人物和对历史有贡献的人物第三节《史记》的艺术成就一、能抓住带本质意义的典型性重大历史事件，选取这些事件，写出人物在当时的作用，也表现了人物性格。《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史记·项羽本纪》对项羽性格刻画重点写了三大事件：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二、善于运用“互见法”。李笠《史记订补·叙例》：“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史公则以属辞比事而互见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游侠传》不详朱家之事，而述于《季布传》；《高祖纪》不言过鲁祀孔子，而著之《孔子世家》，此皆引物连类而举遗漏者也。《封禅书》盛推鬼神之异，而《大宛传》云：‘张骞通大夏，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又云：‘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高祖纪》谓高祖豁达大度，而《佞幸传》云：‘汉兴，高祖至暴抗也。’此皆恐犯忌讳，以杂见错出而见正论也。三、善于通过琐事来刻画人物。《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酷吏列传》：“（张汤）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四、善于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去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之鸿门宴、《魏其武安侯列传》之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五、精粹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雕塑感。如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出巡，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苏辙《栾城集》：“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朱熹《朱子语类》：“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第四节《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葛洪《西京杂记》：“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及其序屈原、贾谊，词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鲁迅《汉文学史要纲》：“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对古代诗歌，尤其是戏剧、小说、散文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启示和影响。第五节作品选讲《项羽本纪》1、悲剧英雄形象的塑造。《管锥编》：“‘言语呕呕’与‘喑噁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妬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与’，皆若相反相违，而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错综如此者。”2、创造性表现方法的运用。1）、注意矛盾情节，注意描写场面。2）、注意渲染气氛。如垓下之围。朱熹云：“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吴见思《史记论文》：“‘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钱钟书《管锥编》引清人周亮工语：“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3）、注意细节描写。钱钟书《管锥编》：“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如本篇末写项羽‘自度不能脱’，一则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再则曰‘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三则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心已死而意犹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