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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宋代文化时代特点历史地位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为止，宋代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宋代文化是由中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分析的有用范畴。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准此而论，宋型文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宗家法。“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文化的框架之内。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新经尽有好处”。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系上。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姓渗透。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士大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雅的发展道路。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闻名于世。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但禅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向。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这种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表现。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宋儒一反对前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疑传派主要活跃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疑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疑经思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思想的作用。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整个两宋，“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流。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向来被视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南宋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直到理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慧能在中唐创“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教。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道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紧接着唐代文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而杰出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沧浪诗话》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出机杆。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表现。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践”。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材。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鉴。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宋代科技的主旋律。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从二程到朱陆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是在南宋晚期以后。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正如余英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述。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宋学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关键作用。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理思辨。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行天理。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普遍的反映。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活的理性追求。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宋学日渐偏向于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究诚意修身的功夫。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的倾向。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而两宋在其三百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夷，维护大一统。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作品中多有反映。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见逼仄。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这种情结，在放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各种文化形式中。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在宋学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这种名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