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共经历了哪些挫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共经历了哪些挫折?造成了哪些影响?8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新的一页。此后，中国大地不断掀起革命风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之一。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不久，就参与领导大革命运动。在这次大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表现了领导革命的卓越才能，对赢得大革命运动前期的辉煌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党在80年历史上所创造的第一度伟大辉煌业绩。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迅速转入低潮，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顿时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中国共产党经受着自它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达万多人。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人要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继续斗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解决“要不要革命”这个首要问题外，还有一个“如何坚持革命”的问题。如果说，对“要不要革命”的选择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坚定性的考验，那么，对“如何坚持革命”的选择，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策略和革命应变能力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人为反抗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先后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近百次起义。此后，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时期。22年的武装斗争，从形式上看，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没有多少区别。然而，只要透过表面现象，就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有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第二，它有着代表人类先进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第三，它凝聚了中华民族救国救民的大批优秀分子，特别是凝聚了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新型的农民革命战争。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这一新型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就是从江西大地开始形成燎原之势的。到30年代初，各地农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一个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相继接踵建立。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在罗霄山脉中段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南、闽西，努力开创建立大块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3月，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赣南、闽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游击战争；4月，红四军前委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12月，在闽西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加强红军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需要正确处理的各种关系，对于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四军经过反复转战，发展地方武装力量，1930年3月，相继成立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使赣江中段和南段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闽西根据地也得到很大发展。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连续取得粉碎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不仅基本连为一体，而且扩大到占有赣南、闽西21个县城（赣有瑞金等11个，闽有长汀等10个）的广大地区，形成了管辖5万平方公里、拥有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从而，这块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最初的主战场。由于三次反“围剿”的连续胜利，由于几个大的和较大的革命根据地经过反“围剿”之后出现的新的局面（作为主力红军的红一、四方面军和第二、六军团已发展到15万人；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区域面积已扩大为十五六万平方公里，拥有近百个县，总人口达一千多万），也由于共产国际的不断电令，在70年前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被选举为这个新政权的主席，朱德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也标志着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一些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表明中国革命有了继续前进的伟大基地。据说，江西人民以为中国革命提供“三个摇篮”而自豪，即八一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诞生的摇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摇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的创建是打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这个说法也许不那么准确，但它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江西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特殊贡献。我们不能不对江西人民的伟大贡献表示崇高敬意。但是，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铸造辉煌的时候也经历了巨大的曲折和挫折。没有多久，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好革命局面，被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所破坏。根据地愈来愈缩小，直至最后被断送。这个时期，对党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左”倾错误和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使革命斗争在曲折中前进的复杂情况，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斗争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的对立和冲突的集中表现。这种对立和冲突，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之后算起，至少有这样几次：一是在1931年11月初瑞金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和根据地的正确领导受到指责，“左”倾错误领导将毛泽东逐渐排挤出重要领导岗位。此后，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同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斗争，中央苏区才得以继续发展，红军继续壮大。1932年4月，红一军团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取得了攻占闽南重镇漳州的胜利；7月，红军在南雄水口击溃粤敌15个团之多，巩固了中央苏区的南方阵地。二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小源村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左”倾错误领导不顾周恩来等的反对，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决定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在毛泽东离开红军后，周恩来、朱德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继续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获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3年4月，连接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辖有江西、福建、闽赣三个省级苏维埃政权，中央红军拥有1、3、5、7四个军团。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三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到瑞金，“左”倾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2月，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打成“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接着，又在江西苏区开展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坚持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这期间，毛泽东在离开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专门从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以极大的努力，进行调查研究，推动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他分别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和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进行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阐明了处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正确关系，倡导建立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努力推动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加强对查田运动的领导，努力纠正侵犯中农利益和对待地主、富农的“左”的政策，使土地革命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稳定。在苏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时，苏区人民为了保卫翻身的胜利果实和红色政权，踊跃参军参战。据资料统计，仅赣南苏区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的达33万之多，有力地支持了反“围剿”战争。但是，由于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扭转中央苏区日益困难的局面。四是1934年1月在瑞金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中央主要领导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这时，蒋介石正统率百万大军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异常紧张。六届五中全会却错误地认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这种认识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样，从1933年10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的直接指挥下，历时一年之久，不仅没有能打退敌人的进攻，而且中央苏区的绝大部分县都先后丢失，最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这块红色土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极其艰苦的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最初依托不再存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局面的到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5年底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一年半后，于1937年9月6日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取代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从而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算起，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转移），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创建到结束的起止时间虽然不同，但大体都经历了六七年的奋斗历程。这在党的历史上可谓是“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