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述评

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述评向祖文摘要：康德拉季耶夫是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他一生经历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临时政府活动家——苏维埃学者——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者的曲折道路。康德拉季耶夫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上升和下降两种趋势相互交替的规律，50-60年为一个大周期。由此，国际经济学界称康德拉季耶夫为长波理论的创建者，并把长波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大大推动了当代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从宏观上揭示世界经济增长波动的大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长波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波动；金融危机中图分类号：A81；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9)02-0080-09作者简介：向祖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审(北京100732)。近来，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始作俑者是美国。美国的新经济泡沫、房地产泡沫突然破灭，美元大幅度贬值以及最近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充分说明，美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衰退时期。美国经济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生态环境、石油能源、粮食等都显露出危机。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原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想起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理论。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是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生于1892年3月4日，1915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17年年初，他在沙皇俄国土地总委员会从事研究资产阶级土地改革工作。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1917-1919年为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1920-1929年担任苏联行情研究所所长、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成员、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教授等职务。任职期间，他提出了一套影响苏联经济增长的经济因素分析方法论，并协助制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虽然赞成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但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新经济计划后来所实行的工业、农业不均衡发展的政策。1928年，联共(布)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经济政策”从此宣告结束。这一年发生了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搞破坏活动的“沙赫特”事件。斯大林在“沙赫特事件”之后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此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了清理和审查，发现了所谓“工业党”、“劳动农民党”、“孟什维克联盟局”等一系列的“反革命组织”。而康德拉季耶夫则被指控为“劳动农民党”的头头，于1930年遭到逮捕，判8年徒刑。1938年重审，被判死刑。1987年8月，苏联《文学报》发表文章，为15名在30年代斯大林肃反运动中被处死的知识分子平反，其中有康德拉季耶夫的名字。康德拉季耶夫是一位在世界上颇有影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他一生经历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临时政府活动家——苏维埃学者——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者的曲折道路，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他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长波理论。一在康德拉季耶夫以前，人们已经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时段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弗塔里昂、帕累托、斯皮索夫等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过长周期的设想。康德拉季耶夫的老师杜岗—巴拉诺夫斯基也以研究“企业周期”而知名。但是，把这些设想系统化并用大量经济统计数据予以支持，使之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周期理论的，却是康德拉季耶夫。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假说最早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1922年的一篇题为《大战期间与战后的世界经济及其条件》的论文中，康德拉季耶夫第一次阐述了他对长波的看法。此后，他一直继续了这一问题的研究。1923年在他发表的《关于世界经济和经济危机若干问题的争论》一文中提到了长波假说。1924年，他前往英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考察和讲学，当年返回俄罗斯。在1925年发表的论文中，他应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利率、进口额、出口额、煤炭和生铁产量等时间序列统计资料对经济发展的长波进行了实证研究。这篇论文的德文译本发表于1926年。隔了好几年，这篇论文又被节译成英文，以《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为标题发表在《经济统计学评论》上[1]。通过这些德文和英文的译本，康德拉季耶夫的著作才为西方经济学界所了解。正是1925年的这篇论文，使康德拉季耶夫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长波理论的创建者。1939年，经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议，世界经济学界正式接受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术语，普遍用它指称经济成长过程中的长时段波动，并把长波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人也称作“康德拉季耶夫波”)。康德拉季耶夫因此而享誉国际经济学界，被尊称为“长波理论之父”。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首要地是建立在对18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价格数列、利率和工资数列的基础上的。另外，他也使用了一些价值数列，如对外贸易和银行存款以及几种产品的生产量数列等，而价格数列则是最主要的。为了有利于进行研究和分析，康氏对所收集到的各种数列，使用九年移动平均法将通常的经济周期的波动的长期趋势可能有的影响予以抹平。在经过处理后的数列的长期趋势上，他观察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周期的前25年到30年由于重要的技术发明、新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因素，导致投资热潮，带动经济迅速增长。在此期间，虽然经济增长有若干短周期波动，但是，总的来说，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在此以后的时期，一方面带动经济迅速增长的动力渐渐耗尽，另一方面，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萎缩，这样就使整个经济出现衰退乃至萧条，相当一批企业破产。经过一段时间的合理化调整和降低生产成本，国民经济逐渐适应这种严峻的条件。同时，由于不断深入的科学研究导致新一轮创新，企业家觉察到新的市场中存在着盈利机会，投资热潮再次出现，下一个经济繁荣时期又将开始。简言之，就是经济指数经过相当长时的上扬后，就是相当长时的下落，而后又是相当长时的上扬，在从峰到峰，从谷到谷之间有40—60年的长期波动。在每一个周期中，一般说头15年是衰退期，接着是20年的大量再投资期。在此期间新技术革新多，经济发展快，显示一种兴旺景象，其后10年是过渡建设期，过渡建设的结果是5-10年的混乱期，从而导致下一次大衰退的出现，从而完成一个大循环。康德拉季耶夫虽然在时间上没有确切地把长期波动周期的转折点固定到具体的年份，但是他的功绩在于指出了周期波动的大致界限：通过对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波动状况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长波都有自己的特征。第一次长波以工业革命为特征。这一周期波动主要发生在英国。英国工业革命的比较重要的技术创新表现为：由于纺纱机和织布机等技术发明和创新，最先实现了机械化；在煤炭工业领域，蒸汽机发明和改造，安全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英国的煤产量；旋床和刨床的发明，使机械制造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些新事物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标志，也构成了第一长周期经济迅速增长的推动力。工业革命也是一场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工业革命中，资产阶级彻底战胜了封建主义，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和发展。但是，工业革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这一周期中转折点则是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随着金融大波动和价格暴跌形成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19世纪40年代成为饥饿年代。第二次长波以钢铁、煤、石化重工和运输业为特征。这一时期的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集中表现为，内燃机、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动力来源；钢铁工业方面发明了多种炼钢法，钢铁产量直线上升；煤化工提供了大量种类的染料、化学制品和副产品；汽车和航空工业启动等。这些技术创新和变革推动了经济的高涨。19世纪，尽管英国在工业发展和海洋上还享有霸主地位，但是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涌向欧洲大陆和美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和工业革命的潜力发挥殆尽，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了19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慢性萧条之中。这一周期的转折点是1873年的证券交易危机，它引发了长达十年左右的经济衰退，其中伴随着激烈的竞争，愈演愈烈的保护主义以及到处弥漫的悲观气氛。第三次长波是以电力、化学和汽车为特征。在这一周期中，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技术方面的重大变革有电的发现、电力的广泛应用、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电车、电话、无线电、电灯以及美国出现的第一波汽车热潮等，德国以及随后的美国取代英国相继成为“增长极”。大垄断公司的组织形式如康采恩、卡特尔等，以及大批量生产方式逐渐在世界各地扩展。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开始尖锐起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作用发挥殆尽，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再次进入经济的慢性萧条阶段。这一周期的转折点则是大家都知道的1929至1931年的证券市场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萧条和大批失业。康德拉季耶夫在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时，尽管无法预见到这次经济“大萧条”的规模，但他至少预测了这种趋势，指出从1910—1920年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长波的下降阶段。二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长波的长度和转折点的划分持谨慎态度，因为“长期波动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运动过程”[2]。中小周期的波动和长期大波动交织在一起，时间跨度大，内外因交错，情况复杂，因而，“对长波周期的划分应有较大的允差范围”[3]。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经济长波的长度和转折点都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其长度在40余年到60年的区间变化，人们不可能确切地把转折点固定在某一年份，可以有5—7年的误差。从康德拉季耶夫对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长波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个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转折点都有5—7年的交差转折期。康得拉季耶夫还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在长期波动的上升阶段中，繁荣的年头占优势；而在长期波动的下降阶段中，则是萧条的年头占优势。此外，康德拉季耶夫还做出了以下论证：(1)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在长波推动下多种经济周期综合运动的演进过程，在大周期下降时期出现的中周期的特点必然是经济萧条时间长而严重，上升时间短而弱；在大周期高峰时期出现的中周期则具有相反的特点。(2)在每个大周期的高峰开始前，有时就在其高峰开始时，一般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新的发现和发明导致生产技术发生深刻变化，贸易和货币流通条件发生变化。(3)在一次长期高涨开始时，通常黄金产量会增长，并且由于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家的参与，世界(商品)市场一般有所扩大。(4)在长期波动的衰退期间，农业通常出现特别明显的长期萧条。这种情况发生在拿破仑战争之后，19世纪70年代再度发生，一战后也可看到同样的情况。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下降波的发展逐渐形成新的经济长期上升的前提。这种上升当然不是必然的，国民经济制度本身的有机变化一般能改变经济动力的性质。但是，如果不发生这种变化，那么在下降期之后接着就会出现经济上升。新的周期不会完全重复前一次的周期，因为国民经济在先前的周期末就已处于其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新周期的一般机制基本上是原先的。”[4]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具有国际性。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情况各不相同，但长波理论无一例外地适用于这些国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掌握的统计数据中除法国棉花消费、美国的木材与糖的生产等几个少数事例以及美国内战与拿破仑战争这样的非常事件影响以外，世界各国经济部门中的价格指数、利润率、工资、外贸以及生产与消费数据等方面，都受到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制约。虽然个别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会显示出自己的一些特点，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他认为，“经济长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5]。康德拉季耶夫以他的“长波”理论为依据，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中不切实际的冒进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苏联经济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其发展也必然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制约。他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已开始了“长波”中的衰落期，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苏联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很快，因此，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