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江：中国农村政治参与研究中的混合方法(根据讲座录音整理)

·李连江：中国农村政治参与研究中的混合方法（根据讲座录音整理）发表时间:2008-9-416:54:00来源：=381099中国农村政治参与研究中的混合方法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2006-7-31下午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主持人：景跃进教授。参加人：牛铭实教授，全体正式学员及旁听学员。主持人：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的李连江教授。我自己对李教授的影响是，李教授的文章很耐读，一是想法好，好的研究设计，二是资料扎实，三是透彻的分析，四是表达流畅。今天下午李教授给我们谈的话题是：中国农村政治参与研究中的混合方法。大家欢迎！李连江：谢谢！今天下午我想谈谈中国农村政治参与研究中的混合方法。如果与此前教师的讲述内容有重复，请指出。我们的这次方法论训练营，是牛教授要我来，我不敢不来。牛教授是正规军，我是游击队。方法论问题，我只有谈谈个人的感想。首先谈方法论虚无主义与方法论拜物教。我认为，我们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方法论虚无主义。这一方法的特点是：野性思维；闭目塞听；以无知为理据；一村一理论，一村一概念；动辄以“探索过程中的小东西”为借口对待善意的批评；以对抗西方学术霸权的名义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情绪化。这是一种“义和团情结”。二是方法论拜物教。这一方法的特点是：自以为是；自我膨胀；一统天下；坚信自己碰巧会的方法就是最好的的方法；舍本逐末，大话欺人；变方法论为夸夸其谈。我对这次方法论研习营有这样的期待。第一就是谦卑自己：克服方法论虚无主义和方法论拜物教，二者的病根都是狂妄自大。第二就是树立方法论意识：社会科学是学问，也是一门手艺，一门技术。方法论训练相当于体育运动中的体能训练和基本技巧训练，不可或缺。但是，姚明的体能训练师永远不可能成为姚明。在座的各位都有成为姚明的可能性，唯独我没有。第三就是探索适合自己的方法：实事求是，跟着问题走。既不赶时髦，也不孤芳自赏。心态要平和，平和才能开放。做学问，心态人平和。既然我们选择了做学问，就要有平和的心态。做学问的人应该活得久一些，因为学者有一种健康的心态。学界中的英年早逝的现象是不正常的。我自己的学术经历是“半路出家、半吊子学问”。1978至1990年间，学习英语、西方哲学、英译汉。1990年，半路出家，改行读政治学。1992年的一次偶然机会，开始关心村民自治。1993年回国调研村委会选举，听到最多的是上访告状。1994至1995年，详细了解到一个上访事例，开始思考不同类型的农民。1996年，杜撰“依法抗争”，混得学位。因此，我自认为是一个学术上的机会主义者、游击队员。1996至1997年间，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经常遇到的质问：依法抗争有普遍意义吗？1997至1998年，为了组织进行问卷调查，开始恶补统计方法。1999至2001年，开始使用统计数据。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看到许多学者在运用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时，却发现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结论。2002至2005年，我终于克服了对于计量分析的敬畏感。我现在知道有些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的学者在什么地方捣鬼。2006年，熊景明老师勒令在研究生研习营讲研究方法，查阅方法论教科书，得知我误打误撞的结果是采用了混合方法。什么是混合方法？不是我的，抄来的。我认为混合方法就是从定性方法到定量方法，然而再回到定性方法。有点像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典型的的混合方法设计是以定性研究为起点，例如与重点关注组展开讨论或进行深度访谈，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应该用问卷调查探索的问题。第二步是进行问卷调查。第三步是回到关注组讨论或深度访谈，澄清和解释问卷调查的结果(来源:FrechtlingandSharp1997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主要就是：问卷调查，测试测验，现存数据。定性方法主要是：观察，访谈重点，关注组。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定性方法的局限性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选择依变量；依赖最有利的个案；缺乏普遍性和可证伪性。定量方法的局限性是：证明的东西显而易见，甚至无足轻重。对于认识中国没有帮助。有些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心目中装的不是“中国”，装的是“政治学”。基于这样的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可以在很好的外国杂志上发表，但对中国问题没有贡献。这里有一个故事：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在中国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村政治与性别参与问题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向中国的某家政治学杂志投稿，却被主编杀掉（退稿）。后来，这篇文章又投向美国最著名的一家政治学杂志，文章被发表。这个故事显示了定量研究方法在西方国家的威力。而混合方法则有以下的潜力：一是对中国政治研究有所贡献。二是对政治学研究有所贡献。目前，国内的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在注释别人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做不值得。为什么我要提供这样的研究方法？这起源于一个研究背景——这就是1993年的四川仁寿事件。称“事件”有些夸大其辞。这个故事中有强制，但没有流血冲突，但在国内外媒体上报道很多。……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关注？问题在于，改革开发后，农村出现了许多“万元户”，农民富起来了，为什么还出现了这么大规模的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于是有学者拿这个故事说“事”。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中国农民的二分法。在中国学术界历来存在着对于农民的二分法：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揭竿而起；要么是老实百姓、顺民，要么是刁民、钉子户。关于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有人认为中国仍然没有跳出周期率。我不希望中国发生革命，革命不是办法。我胆小，怕革命。我自己希望中国不要再出现大的动乱。在这个故事中，我关注的问题是，农民的这些政治活动到底是什么性质？能不能适用前面的二分法？也就是说，我现在关注的是农民抗争时，他们是在争权力还是争权利？当时还没有“维权”，这个词是妙词。我自己研究认为，在定性研究方面，有关于农民的三种类型分析：一类是顺民，他们是口号是：“国民党来了，我也每天吃三顿饭。”；“干部是腐败，但他们没有欺负到我头上来。”；第二类是钉子户，他们的口号是“抗住国家的；顶住集体的，都是自己的。”；第三类是刁民，他们的口号是“你们不听中央的，我们就不听你的。”“刁民”这个词在现代汉语和新华了字典中都没有，但现实中却广泛存在。“刁民”的行动策略非常有意思，他们目标是“以法抗法”，“以中央法抗地方法”。他们可能会运用许多行动策略，如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有理，有利，有节”。这三种分类，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当然，这样的分类，有点像韦伯的“理想型”分类。为什么要分类？是由于我们的记忆力不够，为了偷懒。分类是为了节约“信息成本”，没有什么神秘。难就难在传统的说法。为什么有些人很有名？因为他们“制造”了一个“名”——鲁迅为什么有名，就是因为他制造了“阿Q”；钱钟书为什么有名，就是因为他制造了“方鸿渐”。……有人要重新发明“雨伞”（用“布”代“伞”）。……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科学研究的水平的落后是全面的，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还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对农民的分类，也许西方学者已经提供了更好的分类或分析范式。我认为，可以进行这样的定性研究研究，即可以把农民的抗争分为三种政治行为：一是日常形式的抵抗（JamesC.Scott：everydayformsofresistance）。日常抵抗虽然旨在拒绝或削弱上层阶级的利益要求，但抵抗方法是非正式的、并且经常是隐蔽的。日常抵抗不包含公开的、集体的武力对峙。相反，它通常的表现形式是:拖拉、装佯、假装服从、小偷小摸、佯作无知、诽谤、纵火、破坏，等等(Scott,1985:29-34)。请各位注意，我这里是直接引用了Scott，而不是间接引用！二是全面对抗：反叛或起义。三是依法抗争。依法抗争：农民在抵制各种各样的「土政策」和农村干部的独断专制和腐败行为时，援引有关的政策或法律条文，并经常有组织地向上级直至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政府官员遵守有关的中央政策或法律。依法抗争的典型例子包括:拒绝缴纳违犯中央政策和法规的地方政府收费、抵制或冲击不符合《村委会组织法》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迫使乡镇政府执行受农民欢迎的法律或政策、废止土政策和罢免违法乱纪的村干部。“依法抗争”是“黑白交替”的地带，并非完全“依”法。这里的“依法抗争”可能面临这样的质疑：实践依法抗争的农民中央不离口，政策不离手，他们是真心实意相信中央还是策略性地“打着中央的旗号”“以大欺小”？于是就会导出这样的定性研究问题：政治信任与依法抗争。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存在着以下的政治语言：“群众都知道，中央是好的，下面是坏的，他们是坏的没关系，咱和中央保持一致，绝对没有错”；“中央政策是好，但到地方就变了。”；“江泽民对农民好，但到了下面就偏差了，不对了。”；“中央的政策好，但得不到贯彻和执行。”；“中央富民策，地方穷民策。”；“上清下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此，存在着上访中的“信任差”——“当官的不好，到省里告他”；“省府通告放光芒，字字句句亮堂堂，十条政策要牢记，坚决拥护不能忘。省府通告放红光，三提五统该承担，百分之五应该出，乱摊乱派作抵抗”；“老百姓在下面骂不绝口，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在我们微山县，对县级省级都没有相信的，都认为现在苹果已经快烂完了，就剩下里面的核了，都烂完后再重新掉到地上发芽”；“中央还重视。省、市、县和乡都不行了”我的研究资料，就是这些说法。我的研究任务，就是从这些字里行间读出问题。真是基于对中央的信任才是上访？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农民的策略性行动。如果你们学会了牛老师的博弈论的话，你们就可能理解。上访与对中央的信任可能是相互影响的，不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机制。我们可能从以下的话语中得到一些启示：“只要有共产党，上访最终能成功。”；“上访成功的关键是认识上层人物。”；“上访成功最重要的是有共产党管，访到真共产党那儿就成功了。”；“为什么要成立村民自治法，这是中央定的，中央是老祖宗，下来就是老爹……你违背了老祖宗的规定你就不是正人君子，一辈子都是错的，就是省里、市里、县里是错的，哪你得改正，不改正不行。”你们可以所到，在上访农民那里，共产党有真假之分。显然，上访农民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央施政动机的信任，而另一方面又对中央施政能力持保留态度。历代的皇帝都希望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他才能安居乐业，他才能在那享受，如果下面有危机，那皇帝也坐不安。所以我们有些地方做好了告诉你了，有些奸臣他封闭了，他不上告，皇帝不知道。我告诉你了，你应该感谢我，你应该关心我。我告诉你了，你不关心的话就象阿斗刘禅一样。从这些政治语言的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中国农民对政治信任的变迁：“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中央满天晴，省里起乌云，县里下大雨，基层淹死人。”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访谈的技巧。我认为，好的访谈要注意以下方面：1.半结构半开放的访谈：有备而来，期待失望和惊奇。2.倾听、请教的态度：端正身份。3.同情、理解的问题：设身处地，听诉苦。“农民一片怨言，村干部牢骚满腹”。这说明让受访者“诉苦”是可能的。4.深信不疑的姿态：避免尴尬。千万不要抖机灵，不要装得比受访人还聪明。5.刨根问底，不厌其详。访谈的时候要不断地提出“后来怎样？”，这样就可能引导深度访谈，细节问题就可能展开。要知道，“上帝和魔鬼都在细节中”。6.择重点人物反复访谈。另外，还是拟定一个好的访谈提纲。这是我的一个访谈提纲样品，供大家参考：上访代表的政治效能感、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心理。他们认为自己能做到什么？他们认为自己能走多远？能领导农民走多远？他们是否有改朝换代的想法？他们是否以英雄自居（有英雄情结）？他们是否以救世主自居（救世主情结）？他们的自我形象是什么？他们的心理参照是什么（宣传中的农民起义领袖？理想化的革命英雄？民间的绿林传奇？）他们是否觉得自己能够更好地为民作主？他们是否愿意让农民决定谁当领袖？他们的心理特点：是谦抑型还是自大型？是深谋远虑还是敢打敢拼型？是善于以激情鼓动人还是善于精心策划战略？不同类型的上访代表对于农民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各有什么影响？他们是否声称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