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模式探究作者:张蕾来源:《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6年第16期摘要: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有力地推动着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这是社会变革的要求,也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势。公民参与社会管理需要良好宽松的环境,也需要公民意识和公民自身的责任感的推动。通过研究“广州公共观察”的成功,探寻社会管理中“弱政府强公民”的模式,从而引发对构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有效模式的思考,提出要从建立开放的政府、加强公民教育和培养独立的社会组织等方面采取措施。关键词:社会管理;公众参与;弱政府;强公民一、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理论逻辑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经济下滑、政治危机、社会动乱等多方面问题的出现,新公共行政学兴起。随之,新公共管理学、企业家政府理论、服务型组织理论都相继产生,尽管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阐述各方观点,有些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如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企业家政府理论提出的企业家政府具备的十项特点进行了一一批驳,但他们是站在同一立场之上的思想碰撞,即他们都认为政治和价值应再度回到行政组织学的核心位置。由此,公共管理进入“服务行政”时期。所谓“服务行政”,是一种以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为导向,强调社会治理方式以服务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政府的角色从控制者转为服务者,政务的重点由单纯地追求经济和效率转变为重视公共管理与非公共管理、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开始思考如何以“服务者”的角色采取诱导性和服务性的管理方式为社会快而稳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服务行政”是对社会环境变化的一种必然回应:要求回归传统价值,重建规范。它不仅对政府的角色转变提出了要求,还对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提出了期望,期望政府、公民、社会三者良性互动。如,新公共服务理论针对企业家政府理论提出,政府的职能既不是掌舵也不是划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要建立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当今社会,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政策方案是许多不同意见和利益的混合物。政府的作用不只是提供服务,更是调停者,与私营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一起,为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服务行政”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府实践,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在政府的角色转变之中调动起来。在广州,打响了“广州公共观察”的旗号,它是在“服务行政”大背景之下产生的一个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典范。二、“广州公共观察”的模式分析2013年,由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创立了“广州文化观察室”,“广州公共观察”的名号就是由这个观察室打响,这里是一帮“刺头”的聚会场所,被称为“刺头联盟”。广州市大小事务,大到城市债务、路桥规划、出租车价格,小到停车场收费以及公交站牌如何摆放,只要事件曝光,龙源期刊网这个“刺头联盟”就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从各自不同的关注点和角度进行批评。他们批评,政府就听;他们提建议,政府就同他们一起商量;一直到商量出合适的解决途径,才算是完结。然后,他们又开始下一轮的“挑刺”。“广州公共观察”在广州已经打响旗号。群众拥护,政府支持。广州的社会土壤,孕育并包容了“公共观察”,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化作对话,使“协商民主”从纸面走到地面;另一方面,这个“刺头联盟”使整座城市充满正能量,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提升了城市品位,拓宽公共的边界,使公权力一刻不敢懈怠,使公民社会茁壮成长;可以说是一种“弱政府强公民”模式造就了其成功。这里的“弱”不是真的弱,不是指功能不强大,相反,“弱政府”是一个回应力强、公信力强、接近有限政府的强政府。之所以称之为“弱政府”,是因为这样的政府在公民面前没有过多的强势,不是以政府享有国家权力的高姿态将其压服,能够直接面对并接受公民的质疑与批评。这里的“强公民”并不是指一帮暴徒采取暴力方式抵抗政府政策,无端生事,而是有着强责任感、强公民意识,并且拥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强悍”到为公众利益挺身而出并能为政府甚至是同政府一起出谋划策的公民。1.低姿态的“弱政府”2012年,“广州公共观察室”成员韩志鹏在两会上发声:“同德围是广州的耻辱!”同德围在广州,占地3点多平方公里,约有30多万人居住,公共卫生是其主要问题,环境恶劣,就像广州的一个疮疤。韩志鹏的发声引起了市建委等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即采取实地调查活动,并与之商议确定综合整治工作,在整个整治过程中,职能部门将身段放到最低,主动与韩志鹏及咨监委进行沟通,每个月通报一次整治进展。这样低姿态的政府,看似弱,实则强,是一个具有强回应力的政府。强回应力的政府才可能成为强公信力的政府。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有利于增进政府抵御风险、化解矛盾的能力,建立两者之间的互动合作机制。一个合理而有效的政府,应当扎根于民意之中,只有政府对民声能够有效回应,政策掷地有声,群众关心的问题得到切实改善和解决,群众从政策实施中有获得感,才能够改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才能够真正地激起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才能提升政府公信力。近些年来,随着信息的透明化,腐败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等使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有所下降。面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和缺失,应设法尽快将其恢复。政府的合法性存在基础主要是靠公众的认同和信任来维系的。集权统治之下,公众对政府只是服从和依附关系,这是基于政治强制力的结果,谈不上对政府的信任。而在当今社会,当政府无力满足公众的愿望和要求,又无法疏导公众的不满情绪时,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就会加深。相反,如果政府具有强回应力,政策拟定征求公众意见,给群众一个建言的机会,给群众宣泄不满情绪的渠道,重视公众的想法,公众就会慢慢恢复对政府的信任。2.具有公民意识的“强公民”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是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公民对于社会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倾向、情感和价值观。公民意识是一个复杂的龙源期刊网观念形态系统,有它自身内在逻辑联系着的层次结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公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自信、自强意识;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主权在公民的意识;公民的护宪、守法的意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意识;公民应具备现代文化的心理素质。从本质上讲,强的公民意识表现出来就是高度责任感。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是关系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广州公共观察”得以存在,因为这个群体的努力是正面和真诚的,是有公心的。他们愿意锲而不舍地去对话、不断地按照程序去质询,因为他们内心相信民主法治社会是需要每一个个体去争取的,而这股争取的力量和信念正是捍卫和信任法律精神的体现,这也是公民的护宪、守法意识的体现。另外,参与社会管理,并不是简单发牢骚,也不是一味地宣泄情绪,而是在发现问题之后,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并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这才是“强公民”的表现。“广州公共观察”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仅能挑起事端,还能够提出建议。“广州公共观察室”的每一次讨论和发声,不仅仅说说问题,而是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一定的路径送达政府有关部门。观察室成员曹志伟在面对问题时,都是自己先把相关政策法规吃透,在调研时,先去听各个部门的意见、难处,等提案完成了,再征求部门意见,甚至在部门采纳了建议之后,还要去跟踪推进。这些参与者都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在做事,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都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是一种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三、关于构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有效模式的思考要建立类似“广州公共观察”的“弱政府强公民”模式,在全国推出更多的“公共观察”,需要从建立合适的土壤和培育高素质的公民、培育自治性的社会组织等方面着手。首先,政府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政府和一个接近有限政府的政府。作为一个开放的政府,要给公民自由言论的空间,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宽松的环境,为全国培育更多的“公共观察”提供丰沃的土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愿意“听话”的政府,要接纳公民的批评,保证公民言论自由。政府更要主动了解民心,只有倾听民心才能解开民心之结才能促使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政府还应该成为有限政府。约翰€仿蹇嗽谄渲匾觥墩邸分校魅诽岢觥坝邢拚钡母拍?强调以基本人权(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来为政府行为设置“底线”以法治和人民的“革命”权来抗击政府强权。有限政府是西方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的产物,我们固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但有限政府所体现出的对政府强权的反对、对人民利益的维护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公民社会,公民有权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涉,政府要放下“强权拥有者”的高姿态,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低姿态,这样不仅能保证政府的合法性,还能保证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其次,公民素质决定公民言论的有效性与可行性,而良好的公民素质的培养与形成要靠教育,包括公民意识的教育,责任感的教育,更多的是对解决问题思路和建议、方法的培养。教育的途径有多种,而学校教育则是重中之重。基础教育是为个人成长打下基础、提供最最基础龙源期刊网的知识和培养情感认同,高等教育则能够将个体纳入到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的轨道之中。因为大学不仅培养人才、传授知识,也具有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等功能。大学培养的是具有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精神,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创造性精神的人,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成为具有“类意识”的独立主体性的现代化的人。这种人是教育当中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所要追求和实现的理想性的人。教育应关注心灵对可知世界的把握,教育是引导的艺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知识本身并不能成为力量,知识要转化为真理的认识和主体的学识和能力才能成为力量,才能显示其无穷的力量。因此,通过对公民的教育,将知识内化为学识和能力,内化为主体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本质力量,从而将高素质的公民纳入到公共管理的坚实力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