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论坛十周年

中华网论坛十周年◇上海大乱正当我们沉浸在接获“最高指示”的胜利喜悦中的时候，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我得到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紧急报告，说是上海工人赤卫队有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这个消息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的时候，是公开反对张春桥支持的“上总司”的，对上海市委一直持“保”的态度，所以被骂为“保皇派”，现在怎么也“造反”了呢？我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要求曹荻秋市长到会，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项要求，让曹荻秋市长签字，曹开始时加以拒绝，赤卫队就批斗个没完没了，一直纠缠到次日凌晨三点钟，硬要曹市长承认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曹市长又急又晕，曾经昏厥过去，最后只得签字。第二天，上海市委开会时，陈丕显第一书记批评曹市长不应该签这个字，要曹给赤卫队做做工作，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赤卫队的工作还没有做通，十二月二十五日，“工总司”又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勒今曹市长到场，迫使他当众宣布：给赤街队签过字的八条作废，赤卫队是“保皇组织”。◇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这样一来，矛盾激化了，赤卫队被激怒了，把怒气出到上海市委头上。赤卫队总部一方面给党中央发电报，要求派专人来上海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调大批队伍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账。陈丕显、曹荻秋没有接见他们，赤卫队就继续调兵遣将。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已经有两万多名赤卫队员涌进了市委大院，还有很多人拥塞在大院外的马路上。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局势面前，我决定亲自到现场去走一遭，观察形势，再商量对策。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手持市委机关工作证，挤过层层包围圈，进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我在大院里到处走动，实地观察。天气很冷，我戴上了一个大口罩，防止被人认出来。我走进市委书记处的办公楼。只见到处挤满了人，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裹，至少挤进几十个人，连不到三平方米的小厕所里，也挤着四、五个人。楼梯头、走廊边、草坪上，树荫下，满坑满谷；全是戴着“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原来住在康平路大院裹的市委领导人，已经撤走了；连—向声称自己不害怕群众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也带着家属转移了。整个大院裹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家属以及张春桥的一家。赤卫队的头头们进人康平路大院之后，到过张春桥的家里，要求张的妻子李文静为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反映赤卫队的要求，随后就退了出来。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属，都是安全的。我找到位于大院中部公寓里的张春桥的家。从后面的那座水泥楼梯悄悄地绕道走上去，走到张家的后门口，从玻璃门朝里张望，客厅里不见人影；我试着敲敲后窗，轻轻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估计李文静和孩子们因为害怕，都躲到内室去了。我再返回到大院裹，观察动静；只见赤卫队员们因为总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见不到陈丕显和曹荻秋，情绪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笔在墙上写大标语：“曹老头决没有好下场！”“赤卫队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发泄自己的不满。在现场看不到有人在作宣传鼓动，加上队员们通宵集合包围市委，大家根本没有休息，现在许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睑上显露出十分疲惫的神色。有几个工厂的食堂，用黄鱼车给本厂的工人送饭菜来，吃剩的饭菜，连同写着各个工厂厂名的搪瓷盆碗，到处乱扔，满地狼藉；还有的单位送来几百箱饼干，高高地堆在空地上；看到这些情景，我的心里暗暗高兴，我想：市委这下子彻底被动和孤立了；因为把两派群众都得罪了。我觉得现在正是从政治上瓦解工人赤卫队的最好时机。正当我兴冲冲地走出康下路市委大院的时候，忽然看见有许多打着红旗的队伍，从徐家汇、宛平路、余庆路等方向向康平路涌来，红旗上印着醒目的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他们迅速把康平路大院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起来。我上前一问，回说队伍是“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有的人还说什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我们是来保卫中央文革的”！这时，在康平路大院门口，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对峙着，互不相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马上回到市委写作班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我说：“'工总司’这种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现在是一座空城，让赤卫队呆在那里，没有几天就会溃散的。现在二兵团调了大批队伍去包围；反而刺激了赤卫队的情绪，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历史组的朱水嘉说：“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准备召开全市的批判大会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康平路去唱'空城计’，不要睬它。”哲学组的郭仁杰说：“赶快想办法找找'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头头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要他们把队伍撤走。”于是，我要市委写作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找王洪文他们，可是到处找不到。我说：“这样对峙下去，双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动了。我们还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头对准市委，从政治上瓦解赤卫队。”我马上通知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在康平路大院边缘上的一百八十一号楼里，设立一个联络点；要党刊《支部生活》编辑部造反队负责，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楼上，安装起几只高音喇叭。我布置历史组、文学组的几支笔杆子，立刻起草传单；我自己也亲自撰写了一份《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呼吁赤卫队员们反戈一击，杀回工厂去，向市委的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传单写好后立刻被打印出来，还抄成大字报，在康平路大院周围散发和张贴，并且通过高音喇叭连续向大院内广播。经过政治攻势之后，有一批赤卫队员取下自己的袖章，偷偷从人缝里溜走了，留在大院裹坚持不走，被包围着的还剩一万多人。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一些愤怒的赤卫队员把怒火倾泻到市委头上，在康平路大院里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从康平路连夜给正在北京的张春桥通了电话。二十九日早上，市委写作班的红色保密电话机铃声响了，我拿起听筒，是李文静打来的，她说：“昨天半夜里我和春桥通了电话，讲了康平路大院里的情况，春桥说：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个造反组织注意，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果实夺走了！”接到张春桥的电话以后，我向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员作了传达，并且和几个领导核心商量如何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我说：“春桥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们造的反，让赤卫队摘了果子，岂不前功尽弃？我们召开大会的口号看来要升级了，不能再用'火烧’、'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大会一过年就开，口径要统一，按春桥同志的电话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当天晚上，在紧挨着康平路大院的荣昌路六十号临时指挥部裹，我派出的王承龙。朱维锋和“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耿金章在知道了张春桥的来电以后，不愿用“文攻”，继续增调大批工人造反队，急于指挥他们打进去。半夜过后，耿金章不听劝阻、一声今下，工人造反队发起了冲锋，蜂拥进入市委大院，边冲边打，把疲劳过度、毫无斗志的赤卫队员们打得落花流水，有的人还被从二楼阳台上推下楼去，摔成重伤。赤卫队员们被俘虏以后，排成长长的单列纵队，鱼贯走出康平路市委的大门。所有的人都被当场剥去赤卫队的袖章，高举双手作出投降的姿势，每个人的手里还要拿一根稻草，表示到市委来“捞稻草”的意思，然后排成六路到四周的马路上集中，听取训话后才被释放回家。耿金章他们打胜以后便扬长而去，留下的伤员只好由市委大院裹的后勤工作人员集中处理，清点下来受伤的共计九十一人，其中最严重的被打断腿骨，于是当即叫来救护车把伤员分别送往华山医院、瑞金医院和华东医院救冶。等到清点处理完伤员，已经是—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唉，总算没有打死人，不然造反派政治上很被动，怎么向春桥同志交代呢？”这场万人大武斗，在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武斗结束以后不到半小时，张春桥从北京亲自打电话给我，向我详细询问了武斗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张春桥听完汇报，用他那由于抽烟过度而显得有些沙哑的嗓音，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大造声势。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临了，他又说：“再也不要提'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了！”我回答“我知道啦！最近几天，我们准备集中全力，召开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周总理下令抓赤卫队头目工人赤卫队挨了一顿打，当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赤卫队的一些头头鼓动了一批队员、冲进了上海北火车站，准备仿照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安亭事件”中的做法，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告状去。提起“安亭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王洪文联合各厂的工人造反队，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因为上海市委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王洪文、潘国平等会后就串连两千多人到市委请愿，市委负责人拒不接见，他们就到北站搭火车北上请愿。火车开到嘉定县安亭车站时，被阻在支线上不能前进，工人造反队索性在沪宁线上静坐，造成铁路交通中断三十小时又三十四分钟。这件事震动了中央文革，先是陈伯达发来电报，接着张春桥又受命从北京飞来谈判，最后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沪宁线才恢复交通。现在，赤卫队就提出：“工总司”可以乘火车上北京请愿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呢？我对赤卫队的做法很反感，我想由他们去闹吧，反正上诲市委自食其果、他们总会向中央报告的；而我已经有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觉了。趁着过除夕夜的机会，我回到常熟路瑞华公寓自己家裹，早早地上了床。当我正在沉沉熟睡的时候，床边的电话铃急骤地响起来。我抓起听筒，传来的是长途台女接线员的声音：“是徐景贤同志吗？北京张春桥同志要找您……”我打开床灯，看了一下手表：零点十分。哦，已经是元旦了。”全面内战”的一九六七年来临了！张春桥在电话的那头着急地说：“上海的赤卫队闹着要乘火车到北京来告状，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的头头，名字叫王玉玺，他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刚才中央开会研究了，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铁路分局去对王玉玺采取措施。同时，还告诉陈不显，让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稳定下来。赤卫队几千人上北京的话怎么办呀，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嘛！不过，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的头头们不肯听他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我听完电话，赶快穿衣起床，妻子在一旁埋怨着：“过年也过不安稳，”我说“可能这几天回不了家喽！”几分钟以后，市委办公厅就派小车把我送到了东湖路市委招待所。不一会儿，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络绎不绝地来到了东湖招待所的餐厅：北京和外地的几个著名的红卫兵组织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有北大“捍卫团”，有清华“井冈山”，有北航“红旗”，有北京地质学院、体育学院、电影学院，此外，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驻沪红卫兵代表。上海的红卫兵组织有“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工总司”的王洪文来得比较迟，他穿着一身较旧的黄绿色棉军装，戴着雷锋式的棉军帽，满脸病容，他瓮声瓮气地对我说：“我这几天感冒了，正在发烧。今天开什么会呀？”我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最后一个来到会场的是“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他虽然打着“工总司”的旗号；但根本不听王洪文和潘国平的。耿金章披着一件军大衣，足蹬一双高筒皮靴，使他那又瘦又矮的个子显得神气起来。他—阵风似地卷进室内，摆出一副刚从前线归来的指挥官的架势，咋咋呼呼地说：“我刚刚从昆山回来。被我们从康平路打走的赤卫队又集中起来了，他们在北站没有上得了火车，几千人转移到昆山，准备从那儿上火车。我已经把我们二兵团的队伍调去了：把赤卫队堵住在昆山城里……”耿金章小时候生活很苦，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后来又成了“解放”战士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到上海才当上了工人。他打过仗，所以现在又用部队的那一套办法去对付赤卫队。大家听到他从昆山带来的消息，马上议论纷纷，对如何处理目前这种混乱的局面，各抒己见。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