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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刘顺（重庆三峡学院文新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0级重庆万州404100）摘要:本文主要以刘禹锡的贬谪经历为引，论述相关地域文化特征和部分相关代表作品，以此探讨地域文化与刘禹锡文学创作的关联。关键词:刘禹锡地域文化文学创作RegionalCulture&LiuYuxi'sLiteraryCreationLiuShun(Literature&JournalismofChongqingThreeGorgesUniversity,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professional,level2010Wanzhou,Chongqing404100).AbstractThisarticlemainlyguidebytheexperienceofLiuYuxi,discussestherelatedregionalculturecharacteristicsandsomerepresentativeworks,tofindthecluesbetweentheregionalcultureandLiuYuxi'sliterarycreationKeywordsLiuYuxi,theRegionalCulture,LiteraryCreation文化是一个抽象名词，内涵深远，外延广阔。文化是多元和多维的复合式发展的，因此不能明确定义。文化是实践的产物，而地域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并使文化具有地域的独特性。由此可见，地理区域和环境是文化整个生命历程至关重要的基础性自然条件。所谓地域文化，无非是地域的差异性作用于文化，使得文化也具有地域的独特性。文明开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状况是对地域文化差异产生重大影响。地域文化是民族风俗、语言习惯、生活方式等地方性差异，长期以来在区域上的沉淀。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甚至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地域文化在作者的观念意识当中有着渗透作用，这种作用通过文学载体体现出来，并相互作用。情感的虚拟现实与自然现实的碰撞，使得文学创作得以升华。《诗经》、《楚辞》分别开辟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先河，是地域文化和文学作品契合紧密的力证。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融合，主要靠作者发挥桥梁沟通作用，主观上要对地域文化进行吸收，从而形成地域文化审美自觉和创作自觉。唐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文化这一时期表现为交流与融合，而诗歌也正是文化的产物啊。文化交融使得相互间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利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为文化开拓出更广阔更自由的新天地。刘禹锡等诗人就是在这种文化的大融合广交流中产生的，共同建造了一座魅力的艺术殿堂。诗歌和散文便于写景抒情，自然环境的触动与风土人情是最能表现地域文化的特色。中唐活跃的大舞台上，诗文并丰，新变不断。诗文兼擅的刘禹锡在为数不多的大家中，独具特点，名头虽不及韩愈、白居易等人响亮，但却能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引领风骚。其中便包括刘禹锡富于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创作。据史乘，刘禹锡曾被贬谪到个多个地方，包括连州（今广东省清远市西北部，小北江上游）和柳州（今广西龙城）等地，并且在当地文化洗礼下创作出许多文学作品，刘禹锡用文字交织的时空，描绘了一幅幅相对原生态的地域风貌图，这些着作生动反映了地域文化对刘禹锡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一、柳州与刘禹锡的文学创作柳州即现广西龙城一带，刘禹锡曾被贬，谪居到柳州。地理特质。连州和长安相去甚远，7200里程，与连州相比较而言，柳州比连州更加偏远，放在今天也算是比较远的，更何况当时交通并不便利，出行主要靠畜力和人力，如此距离，绝对可以算是天海之遥。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杜撰，而是实实在在有作品作为证据线索，柳宗元的《岭南江行》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在去往柳州的途中，江天一色，瘴气弥漫，呈现一种穷山恶水的景象，受贬人在如此场景当中，内心是难以平静的，风景和命运一样，感叹前途渺茫。所以，同样是被贬谪的刘禹锡寓居柳州，心情沉郁而无可复加，这是不言而喻的。文化特质。由于柳州远离京师无论是经济还是教化都是比较落后的，再加上法纪涣散，民风并不文明，甚至粗俗野蛮。初来乍到的刘禹锡，在语言沟通上也产生障碍，文人在此境地中，如同置身炼狱。《新唐书·柳宗元传》佐证道“柳人以男女质钱”[1]5132-5142，柳州存在买卖人口的情况，说明当地奴隶制十分浓烈，生动证明柳州比较封闭，文明教化普遍较低。《井铭并序》也有说明，在柳州地区，人们生活比较原始落后，靠天吃饭，靠河吃饭，没有打井意识，甚至不会打井。然而，这都不算是最主要的艰难困苦，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柳州过于封闭，对于外来文化和外来人产生一种排斥心理，这种排斥集中体现在语言的排斥上。语言作为最基本的沟通手段，从语言的区域性特征来分析，从现今的语言分区角度来看，南北的地方方言相差是非常大的，如果北方人不认真通过相关学习，是不可能听懂南方方言的，对于方言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一门外语的学习。《旧唐书·刘禹锡传》“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2]4210-4213，西南边陲，文化风俗十分鄙陋，放眼人群，言语不通。刘禹锡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中生存的。二、连州与刘禹锡的文学创作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古人的普遍有一种浓烈的乡土意识。而这种情怀也体现古代诗歌作品当中，并且篇目众多。所以受到贬谪的文人雅士背井离乡，远赴异地，刚开始对当地的自然或人文的认同感普遍偏低，这也是容易理解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人们逐渐产生一种文化适应，随之才会逐渐改变最初的想法，因此文人们对于岭南连州（广东省清远市西北部）一带的描述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韩愈也曾被贬谪连州阳山，他对当地的环境描述是：阳山在世界末端，道路崎岖险阻如爬山，水流湍急，经常发生船翻人亡事件。据以昌黎的描述来看，连州简直充满穷山恶水，交通不便的偏远之地。这究竟是不是还原了连州的真面目呢？事实上，连州并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韩愈会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当他被贬阳山，心情沮丧，充满愤懑愁怨罢了，所以其诗文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相比较而言，刘禹锡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中的描述，比较客观公正，还了连州一个清白。首先，根据文中“此郡于天文与荆州同星分，田壤制与番禺相犬牙，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故尝隶三府”可以得知，以星星作为依据，连州和荆州的划分方式是一样的；按照比较稳定的区域征税制度的一致性，连州和番禺的划分方式也是一样的；而连州和长沙人文风俗上比较相似，无论按照怎么的标准划分，都能得出如此结论：连州与湘、浙、赣接壤，是沟通中原的窗口。其次，实际上连州气候气候温和适宜、山水清丽，物产也十分丰富。刘禹锡的《插田歌》“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3]814-815，描绘了连州春景图，气候温和湿润，山头花草繁茂，争奇斗艳，燕子欢快飞舞。良田千亩一望无垠，南方田园，风光绮丽，对于北方人来说是非常稀罕的；“农妇白芝裙，农夫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咛如竹枝”[4]814-815，春日里，农妇们穿着干净的芝兰裙携同穿着绿蓑衣的丈夫，男耕女作，一起欢歌，好不和谐，清越的歌声如同竹枝摩擦击打。这些体现了连州劳动人民的质朴和热爱生活，以及高雅的生活情趣。最后，从刘禹锡的诗文、游记当中可以发现，连州不仅山水秀丽，而且清幽隽永。其标志性景观便是“海阳十咏”[5]306-307中所写的十处位置，具体包括：切云亭、飞练瀑、棼丝瀑、吏隐亭、蒙池、裴溪、双溪、玄览亭、月窟、云英潭。如月窟中所写的“岩曲月斜照，林寒春晚煦。游人不敢触，恐有蛟龙护。”便是描述当地幽深曲折的风景之美，再如《吏隐亭》中所写的“日轩漾波影，月砌镂松阴。几度欲归去，回眸情更深。”白天阳光和煦，水波潋滟，晚上月色清幽，松影婆娑，引得几次想重返故园的刘禹锡，忍不住再多看几眼。连州峡谷风光，美不胜收。连州绵延的江峡奇丽诡谲，峻峭秀美，两岸生动地点缀着农舍，参差错落有致，竹林茂美，柳树妩媚多姿，古塔庄严肃穆，溪流清冽婉转，亭子暗然生情，硕大的海阳湖温婉如玉如镜，风荷盈举，渔舟荡漾清歌，构成了深远的意境。无限风光，最喜燕喜山，登高而望远，包揽万物之慷慨。《吏隐亭述》“天下山水，非无美好”“钟乳为天下甲”，山崖险峻，竹林秀美，景色包容和谐。风景如画人痴迷。任凭神笔马良，难以捕捉其中的精妙。被多少贬谪官员视若穷山恶水，然而刘禹锡认为这里是隐逸的佳所，刘禹锡多次对友人表示，“海阳之景奇甲一州。他年买山处，似此则隳官”[6]219，海阳的景观已经打动了刘禹锡，有朝一日能够坐拥此山，就算辞官隐退也了无遗憾。刘禹锡充满了别样的豁达与魅力，无疑是物我交换，相融相谐的结果。画卷般的地域景观，淳朴的异乡风情，使得作者在贬谪的逆境中，获得些许慰藉，冲淡了人生失意的苦楚，孤独感被削弱，甚至转客为主，恬然自适。善于投入感情，与民同乐，乐在其中。自己虽是“马上郎”匆匆过客，不是归人，但可以作客。长期被贬，仕宦浮沉，然而这恰恰成就了他秉性和地位。他有的是时间亲民，聆听人间底层最真实的声音，有闲暇欣赏民间艺术，民歌民舞，生活充满激情，有意识地审美并进行文学创作，把这份对生命炽烈的态度和对未来的殷切希冀应用到其文学创作之中，于是地域文化就对文学创作产生作用，赋予其生命和灵魂，这些都与刘禹锡在文学创作时，对地域文化的审美自觉和主观把握是分不开的。仿佛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一样，文学创作生动传神，信笔由缰。从中央到地方，他不乏题材，这也是一种突破和拓展。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他锐意革新，颇具创新和革命精神。刘在连州期间就没多少有名的诗作了，这五年可以说是他民歌体乐府的继续探索期，为他后来的竹枝词打基础。三、朗州与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刘禹锡贬居湖南常德，这正是历史文人屈原被流放的地方。在屈原之后，但凡被贬失意的文人，大多数都有一种屈原情结，刘禹锡当然也不例外，刘禹锡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加上和屈原在命运上的共鸣。洞庭湖和湘水相互贯通，湘江流淌着凄美动人的传说，斑驳的湘妃竹讲述着湘妃的故事，令人感伤。刘禹锡《清湘词二首》[7]40云:“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雨中收。”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i洞庭湖孕育了擅长歌乐的洞庭人，旋律觉有水的灵性，温婉而感伤。刘禹锡《洞庭秋月行》[8]云:“山城苍苍夜寂寂，水月逶迤绕城白，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描写一个晴朗寂静的月夜，当地的一个孩童划着浆，伴着水声，唱着竹枝，还有商人的羌笛悠悠，和弦般的唱和，既有巴楚风韵，又有商旅情调。面对此情此景，刘禹锡难免五味陈杂。不过刘禹锡性格比较开朗达观，他在朗州的日子里，没有陷入伤情的深渊而无法自拔，更没有贪图游山玩水。这里的社会风貌、风俗人情与中原大相径庭，引起了刘禹锡的兴趣，刘禹锡是一个善于观察学习和接受新文化的人，他吸收了这里的民歌的风情，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ii”，从而创作了《竹枝词》[9]198等风格新颖、朴实无华的杰作，譬如：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背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正值桃红李白的暖春时节，刘禹锡心情怡悦，领略了当地的服装头饰，看到了人们背着竹篓拿着长刀收集草木烧荒的粗放式耕种场景，看到了人们背水等，具有地方少数民族的风俗特色。刘禹锡在朗州待了十载，他文学创作有畅叙幽情的豪壮之诗，又有体察明清的民风纪实，更有对民风文化消化咀嚼后的创新。民歌是民间艺术的积淀，是值得研究的。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刘禹锡都有机会学习和研究民歌，写出了《竞渡曲》《采菱行》[10]188等诗作。《竞渡曲》[11]188：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耆鬣动，螮蝀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车注。刘禹锡这首《竞渡曲》记叙的是沅江（今湖南省北部）一次赛龙舟的活动。划龙舟是为了纪念历史人物屈原，相传人们划船驱散鱼群，而使得屈原不被鱼群吃掉，后来这种活动已经逐渐泛化，在空间上不拘泥于汨罗江，并且各地划龙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