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文为诗”形成原因

韩愈“以文为诗”形成原因探析摘要“以文为诗”是中唐以来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针对韩愈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本文对韩愈“以文为诗”形成的原因，从韩愈古文理论及创作、时代审美风尚、诗歌的自身发展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关键词：韩愈以文为诗形成原因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以文为诗”是中唐以来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针对韩愈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以文为诗”是诗歌变革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就是把散文的诸多因素纳入诗歌中，由此形成了既具诗之美、又具散文流畅之美的审美规范。其实，从《诗三百》到唐代诗人的创作，诗歌中有散语的例子不计其数，尤其是陶渊明和杜甫的诗歌创作。但为何直到中唐韩愈的时代才正式成为一种创作方法和审美规范呢？这是因为韩愈第一次自觉地整体地对“以文为诗”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践创作。本文将从以下三大方面分析探讨韩愈“以文为诗”形成的原因。一韩愈的古文理论及创作对“以文为诗”的影响韩愈是一位兼擅古文诗歌的文人，苏轼赞誉他为“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而诗文兼擅则使韩愈能驾轻就熟地吸收古文手法进行诗歌创作。1“养气”说所谓“养气”，就是指作家的个人修养。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注重个人修养。个人修养对于文学创作非常重要，因而“气”成为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专有《养气》篇。韩愈才大气豪，以古文名家，攘斥佛老，独尊儒术。他提出“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的养气论，也就是首先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有充实内容的文章。韩愈指出当时的社会“气象日雕耗”、“众作等蝉噪”，背离儒道、气衰文弊。他主张应以雄鹜之才“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创造出“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募”（《荐土》）的奇崛雄伟的艺术风格。韩愈的为文以养气为先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说，对诗歌创作有其深远的影响。《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名篇就是韩诗充蕴着气势的代表，其手法主要是以为古文的谋篇、布局、结构执法来经营诗歌。《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将张署的“君歌”和作者的“我歌”题为“赠张功曹”，却没有以“我歌”作为描写的重点，而是反客为主，把“君歌”作为主要内容，借张署之口，浇诗人胸中之块垒。这首诗以近散文化的笔法和古朴的语言，直陈其事，主客互相吟诵诗句，一唱一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衷情互诉，洒脱疏放，别具一格。正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所云：“退之诗大概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2“不平则鸣”说如果说“养气”说是侧重从外部世界来观察、反映社会人生，体现了韩昌黎“文以载道”的观点；那么，“不平则鸣”则侧重于从内心世界来折射出这个变态的社会人生，突破了“文以载道”的局限。继“三百篇”之“怨”“刺”说、屈原之“发愤以抒情”说、司马迁之“发愤著书”说之后，韩愈从自身的坎坷遭遇、不得志的感受中提出了“不平则鸣”。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唯有如此，才能写出有真情实感的作品，也才方可动人。韩愈把“不平则鸣”这种理论在其创作实践中广为用之，上述《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便是借张署之口自鸣其不幸。再有如《石鼓歌》，诗人在诗中有意以周宣中兴拟宪宗元和中兴，以其鸣国家之盛。我们在读韩愈之文时，可以明显感觉到磅礴壮阔的气势和愤懑不平的思绪交织在一起。正是因为不平之气与浩然之气的完美结合，才使韩愈之文特色鲜明、成就卓越。因而，韩愈也就自然而然地把不平之气与浩然之气灌注于其诗歌创作之中，由此成就了其诗歌“若掀电挟雷，撑挟于天地之间”（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的态势。这其中又以他的诗歌《调张籍》为代表：该诗展现的是一幅奇奇怪怪的画面，为读者营造了一种瑰丽诡怪夸张的意境氛围，但其中流淌的始终是作者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情和“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日月”的激越情怀。使我们能真切体会到不平之气和浩然之气的水乳交融，以及流转跌宕、婀娜多姿的韵味。二时代审美风尚1文坛格局韩愈所生活的年代，唐王朝已由鼎盛期转入内乱频发的中期，他经历过德宗年间的吐蕃侵扰、河北诸镇的反叛、泾原兵变；顺宗的永贞革新；宪宗时的刘辟、王承宗、吴元济、王廷凑等诸镇叛乱的许多重大事件。但同时这也是唐王朝大历中兴梦浮现的时候，朝野均有一种变革的希望，思想的革新自然也引起了文学的变革。明人许学夷曾说：“元和诸公所长，正在于变，或欲于元和诸公录其正而遗其变，此在选诗则可，辨体，终不识诸家面目矣。”（《诗源辨体》卷二十四）元和文学革新思潮，在文学史上固有其渊源可寻，但至此而大显于时，成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捩点”，而韩愈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韩愈当时所处的文坛趋势正如闻一多在《唐诗杂论·贾岛》中所说：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元稹、张籍、王建等，正“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而卢全、刘叉则在“插科打诨”。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二重身份的韩愈，只有“独尊儒术”为诗为文以救时弊。他在实际的创作中，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对儒学加以新的诠释，从而为诗歌题材方面开拓了新的领域。2时代审美风尚及诗人个性气质韩愈生活的时代，时代审美风尚是科场选士尚奇、书法领域尚奇、人们的思想行为亦尚奇。而在韩愈的个性气质上则更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天生有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因爱好奇伟事物，所以他常探幽揽胜，并不断在其诗歌中表现出来，如其《古意》诗云：“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疴痊。我欲求之不惮远，青壁无路难夤缘。安得长梯上摘实，下种七泽根株连。”《贞女峡》诗云：“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如此惊心动魄之景亦是韩愈在被贬阳山、作为羁旅谪客时的探险所得。这些都证明了韩愈好奇的个性和勇于探险的精神。因尚奇的个性，韩愈常把日常朋友之间的交往、家人间琐事的交代、情感的交流及长期被诗国忽视的情景，赋予诗化的表现，从而扩大了其诗歌的题材。韩愈在诗歌中全力追求的就是：刻画难以刻画的形象，描摹难以描摹的意境。其他诗人视为奇险的、笔迹罕至的，他都要加以挖掘、拓展，如此才见笔力的硬劲。他在内容上追求奇崛突兀、狠重险硬的意境，以丑来求美；在形式上，以文为诗，突破因袭守旧、平俗软媚的诗风，讲求铺张扬厉、拗词硬语，以非诗来求至诗。三诗歌的自身发展1诗文同源在中国文学史的初期，诗和散文并无严格的区别。《老子》、《庄子》等散文作品中，都具有诗的节奏和韵律；而《诗经》、《楚辞》等也都具有散文的因素。在早期的诗歌中，整齐与不整齐、偶行与奇行、意象与议论等诸种艺术方式都可以并存。就算格律化极盛的初盛唐时期，“四杰”的长篇歌行，也都借鉴了赋体的表现形式，如陈子昂的一部分“五古”，就带有浓重的玄言哲理成分。甚至连登上盛唐抒情诗顶峰的李白，也写出过“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之类散文化的句子。而“诗圣”杜甫，则在他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中感慨时事、穿插议论，从而形成了纵横驰骋、波澜壮阔的开放性结构体制。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历来诗歌的创作并不排斥散文的因素。刘熙载在《艺概·诗概》提出：“诗文一源。”郭绍虞则指出：“诗文分途了，于是诗论和文论也就分了家，而分家的结果，就使得一般人的视野局限在文体方面，不容易看到文学的整体，再从文学整体上理解文学的本质。这就是诗文之分的不良影响。”因而，我们应从文学的整体上去看文学创作，单纯地仅从文体角度去关注一种变革是不科学的。2中唐诗史及韩愈诗歌的继承、创新与反拔王力先生谈及诗与散文的语法关系时说：“古诗的语法，本来和散文的语法大致相同；直至近体诗，才渐渐和散文岐异。”近体诗的产生，标志着诗已从诗和散文的统一体中，完全净化为最纯粹的诗，因而成就了盛唐诗歌的辉煌。纵观整个诗史，唐代前期可称为文人诗的规范时期，主要表现为由汉魏风骨与齐梁词彩融构而成的五、七言古律诗。因此，唐代后期，面对声律风骨气韵兼备的盛唐诗歌，许多人都在试图探索诗坛的新出路。“大历十才子”步盛唐余绪以求出路，他们对国家中兴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感到空虚渺茫。面对特殊的时代，他们既不像杜甫那样“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十八使君》），也不能如李白那样“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们有的人趋炎附势、委顺干禄；有的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已有”（皎然，《诗式》）。总之，他们较少写到民生问题，很多诗歌反映出消沉、伤感、低迷的人生情调。实践证明不但没有走通，反而束缚了诗笔，使得当时文坛被“气骨顿衰”的大历诗风所笼罩。固守传统是没有出路的，诗歌创作到了“处穷而必变”的境地了，只有不沿袭，才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正如叶燮《原诗》所言：“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韩愈感到了“天明独去无道路”（《山石》）的危机，从而“出入高下穷烟霏”，打破了现有的古典主义艺术典范，打破了讲究自然天成、注重意境神韵、以优美为基本范畴的古典诗歌艺术，开始了“以文为诗”的新探索。其实，与近体诗并驾齐驱的古风的存在，就表现了近体诗的危机。近体诗给诗人的束缚太紧，于是不得不用较自由的古体诗作为近体诗的补充。一些天才横溢的诗人，常常要借助古风的形式来表达那些在近体诗里难以表达的思想情趣。在李白“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节奏中，我们已然能感受到“以文为诗”的革新消息。韩愈自觉地整体地对“以文为诗”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作，是在对前期诗歌的继承、创新与反拔中进行的。我们分析韩愈诗歌的创作历程会发现，他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主要就是取法汉魏，追慕高古；注重比兴的运用，注重诗歌的反复回环、一唱三叹。在自其主要精力用在古文创作和理论思考上后，对诗歌创作，韩愈“起而拨正之”的方法便是让诗歌与散文联姻。诗与散文，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诗歌发展到盛唐登峰造极后，只有借鉴“格律的对立物”——散文，才能找到唐诗新的出路。把古文的“养气”说、“不平则鸣”说作为诗歌散文化的动因，促使韩愈的诗歌具有了散文纵横捭阖的章法结构，进而以古文字法、句法为诗，摒除对句，打乱诗的一般音节，促进了诗歌语言的解放。总之，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是表达政治主张的一种选择，是适应当时社会现实而产生的一种诗歌创变。此外，诗歌的发展，客观上也要求“以文为诗”，要求把诗以外的或以前不曾入诗的内容和表达方式纳入诗歌，从而唱出一种新曲调。参考文献：[1]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2]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3]闻一多：《唐诗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4]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5]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作者简介：任正霞，女，1978—，贵州遵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工作单位：遵义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