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教案

1中国近代史教案导言一、中国近代史的内涵与分期什么是中国近代史？回答好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么什么是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以及衰落的历史（列宁）。偱着这样的理论路径，中国的近代史也就可以这样概括：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断代史的概念，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时代因素和特征。这样就至少又有两个问题必需回答：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形成于何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时期何时结束？其实，这两个问题和在一起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要思考中国资本主义何时形成的问题，对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又是我们首先必需明确认识的相关的问题：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确实具有某种近代因素，但资本主义萌芽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而且它与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无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直接的联系。“明清以来沿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被西方列强的侵略所打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626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形成的开始。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究竟开始于何时？这又关系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关系。一般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日益加深了民族危机和中国人日益加强的救亡意识下，近代中国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趋向的变革道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商品经济）。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手工业；又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626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既然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入（影响）相关，那么这种侵略就有一个何时开始的问题，这种影响就有一个以什么方式（模式）的问题。把这两个问题再合在一起回答，一般认为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这种侵略和这种影响的开始，而且，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形成既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下肇始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也就不是自发的，是被迫的，它与以英国为典型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以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情形是不一样的。用现代化的理论说，中国进入近代历史时期的近代化是后发晚生型的。这样，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的中国近代史上限问题：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关于确定1840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刘大年在1959年就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统治形成及其开始没落、消灭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时代，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当然，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限问题，除了把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外，还有不同的看法：以1644年清兵入关为上限，理由是在时间上能与世界近代史相一致；主张以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标志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另外，也有一些学者（社会经济史）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真正变革开始于己于人19世纪60、70年代或者更晚一些的80年代。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何时终结的问题，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我们首先都2同意这一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最终完成，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最终消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似乎也就应该确定1949年。但是，我们又都知道1919年是传统认为的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而且，我们传统上又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开始。这种分期方法在建国后不久被确定下来一直到现在仍被沿用。很显然，我们现在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妥的，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这种分期法把中国近代史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科学地截然分开。其实在当时就有学者提出过反对意见。1959年陈旭麓先生曾对这种分法就提出异议：“如果说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就不应该是五四运动，而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那么当时建国初为什么还是最后以1919年为下限观点占主导而被确定下来呢？原因有二：（1）当时占主流的学者认为，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短促，如果以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那么建国后的几年时间也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了；（2）更主要的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不顾实际地去照搬苏联模式。苏联的近代史与现代史即从1919年十月革命为界线，中国以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近现代史的界限也就显得时髦。当然，今天要求改正这种分期法的观点正在占主流。我们完全赞成1949年作为下限的观点，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这门课还得以1919年作为结束。另外，台湾地区的学者则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放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胜利。二、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与框架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体系曾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构建的。即主要包括：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十大事件。所谓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三大高潮，即为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十大事件，即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这样框架下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或者说只是一部阶级斗争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有人提出“一个主流、四个阶梯”的新体系说。所谓一个主流，即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主流，所谓四个阶梯，即近代社会经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这四个阶梯而前进。这个新体系强调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这个框架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经济史，它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研究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近代史核心内容的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人主张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来解释经济领域中生产力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政治领域中的革命与改良，文化领域中的西学与中学之争。从而把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写出成“西化”与“反西化”的矛盾运动过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我们认为，要理清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确立近代史的合理框架，就要真正抓住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和内涵，这就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为此，“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这是个本质的提法。”“但是，单纯地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又没有概括事物本质的全部。”“这个中心线索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汪敬虞2001）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三、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3封建性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而在这场讨论之前，列宁就曾指出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和中国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民族主义》1912），只不过没有放在一起论述。1926年蔡和森首次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来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1926）1935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在对中国古代史作了社会形态的初步分期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形态是“半殖半封建社会”的完整概念。（《吕振羽史论选集》449页）1939年毛泽东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次在党内确定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新民主义理论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普遍接受，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中国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有人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认为，“两半论”根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待于丰富与发展，不能轻率地否定。四、近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49——1965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确立主导地位的走向繁荣阶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近史研究和教学的主导思想。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刘大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建立了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和学科结构。一、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即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二、人民史观，即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三、生产方式决定性，即以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作为判别社会形态及其转变的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上述三种理论改变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史料考证明和史事论述为主，缺乏明确的价值评判，甚至混淆是非的状态。“三次革命浪潮说”。2、1966—1976年的扭曲的停滞阶段，“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影射史学”、“实用史学”、只有中俄关系领域，因中苏关系恶化，出于边界谈判的需要，才得以进行一些真正的学术研究。3、1977年以来的复兴、开拓和繁荣阶段。（1）更加深入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心史观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2）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引进和导用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如政治学、政治文化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口学、人类学、统计学、现代理论被引进和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相应领域。一些新的领域被开发出来，如：社会史、城市史、宗教史、人口史、社团史、市民社会、区域史、现代化史等。（3）注意发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功能。相关课题研究。（4）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拓“禁区”，反思“定论”。胡适、梁漱溟等人物，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买办、袁世凯政权、教会文化传播。也出现一些问题：（1）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2）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历史研究社会功能的有限性。（3）关于内容结构问题，内容突破与结构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