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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王艳娟姓名：徐振文班级:10级动画（2）班关键字：北京传统历史美国出版社世界知识现代化日本摘要：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张：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必须承认整个中华文明在衰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生。中国的现代化自有其内部的动力。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这就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有其国际影响，各国人民都不能不受到同样的刺激，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做到与历史传统相统一。尽量利用历史传统并从中受益。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表层以下就是招之即来的历史。虽然目前中外传统合璧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但根植于中国土壤的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历史传统下继续他们的生活。费正清的历史主义现代化观清楚地表明：他既不同意割裂历史传统的现代化，但也不赞成固守历史传统的反现代化，而是主张一种从历史传统受益的新现代化。这给我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启示。作为一个有独特历史体验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对现代化过程有着深邃的历史洞见。[2]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经验，他认为，只有通过中国历史，才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这是因为：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更爱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感受到传统的存在，通过历史我们就能够按中国人了解自身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我们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3]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当作如是观。“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4]历史的悠远沉重、人口的“内向爆炸”和文化经济的先进，造就了一个“高度平衡的发展圈套”，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束缚较深的社会里，尝试建设新的道路只能够先破后立。”[5]中国至今仍然在追求的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西方早在19世纪就已经处于领先地位。[6]但也必须承认中国在科学和民族主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不可否认，“整个中华文明在衰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生”。[7]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中国曾经学习过英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的现代化经验，但发现它们并不很适合中国，甚至使中国走了更多的弯路，反而拖滞了中国的发展。“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8]因此，费正清主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做到与历史传统相统一。一、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地理东亚、种族东亚与文化东亚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母源和主体。中国在东亚拥有辽阔的幅员，又长期在这一地区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费正清认为，研究中国必将涉及整个东亚地区。费正清指出了“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在人种学上，指蒙古人种（爱斯基摩人与美洲印第安人除外）的栖居区；在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最后一个含义所指最狭，除中国之外只有日本、朝鲜和越南，并未把以下另外两大地区包括在内：其一为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该地游牧民族的历史通过商业、战争和占领已与中国的历史融为一体；其二为东南亚地区，该地文化似乎更多地受到印度的影响，不过近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与东亚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战略上的联系亦日渐紧密。东亚文明和人类的其他几大文明相互隔绝而自成格局。高山大漠把东亚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而东亚发展出一种大体上保留至今的独特文化范式。[9]虽然费正清使用的“东亚”概念主要是“文化东亚”，但与“地理东亚”与“种族东亚”不无关联，“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其实也可以视为“东亚”概念的三个层次，它们是不能割裂的。而且费正清的“东亚”概念是从历史视角总结出来的，因而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当然“动态东亚”的概念是有地理限度的。二、为什么欧洲能够内发现代化，而中国不能？“当我们观察1800年的中国社会时，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惊人的矛盾现象是：社会的体制机构，特别是政府，表现出极差的应变能力，而人口和经济方面，却在经历着迅速、巨大的增长。”[10]费正清不同意所谓的“中国停滞”论[11]，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论断，它只适合或主要适用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或许也适于家庭制度，中国人民生活的事实却已大谬不然了。”[12]费正清从人口、农业、手工业、贸易等方面作了评估，指出：“广袤的、人口多于整个欧洲的中华帝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区”。[13]但令费正清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尽管有高水平的技艺和资源，足以在工业革命史上实现一个突破，以与欧洲当时的工业革命相匹敌，但她却没有这样做。”因而，费正清称之为“中国近代史的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14]根据费正清的判断，“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没能够提高它的个人生产力，从而打破所谓‘高度平衡的圈套’”。[15]这种情况就是蒸汽机以前技艺水平相当高，足以保持生产和消费循环往复的平衡，以致阻碍了工业发展投资。这个圈套的一部分，就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几乎没有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为投资之用。朝廷和统治阶级靠收租纳税过活，而不靠贸易。“事实上，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16]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机体已使其全部活动制度化，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进行。这个古老的中国是一个精巧的结构，在一个包揽全局的总体中，充满各个地方不同的差异。“它在物质生产方式上是分散的，但它被具有历史创造的形态感和自我形象感的统治阶级统一起来。”[17]费正清除了在总体上指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是那个“高度平衡的圈套”外，还具体指出了一系列原因。当然，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那个“高度平衡的圈套”的形成原因或具体表现。第一，中国产生惰性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心像”。中国自视为（事实上也确实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国内外的贸易未受到官方的鼓励。儒家历来重农抑商，“知足常乐”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老话。按此，一个人理应满足于他的土地，并遵循道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这是一种农业型、内敛型的模式。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儒家标榜“修身”，尤其强调通过研习儒家经典成为君子，并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步入仕途。甚至一些有钱人亦可捐买功名，因此科举制度受到广泛的支持，“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深入人心。这反过来又确保了正统观念的统治地位。第二，与1800年前后的欧洲相比较，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其结构和运行状况也有极大的差别。中国的经济，就像中国的统治阶级一样，面对西方的攻势反应不够灵敏。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较大而且能够自给自足。第三，所谓“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泾渭分明的对垒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农民和艺人大多不识字，而文人学者又很少会考虑到农商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第四，19世纪早期的中国政府对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未起到应有的宏观指导作用。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不强调经济发展，也不注重积累新的财富，简言之，只注重“节流”而不鼓励“开源”。统治者认为每年的贸易成交额是固定的，对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都征收同样的税款，丝毫没有通过出口来增加国家财富的商业意识，同时官方的专卖制度与特许买卖制度也限制了商业竞争的发展。中国由于缺乏发展外贸和革新技术的动力，政府亦随时准备对任何新兴高利润商业事业实行垄断或课以重税，因此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那种开拓精神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除非受到官府的庇护，否则资本积累在中国也很难实行。像法制保障、投资市场以及合资企业等西方经济因素在中国亦尽付阙如。第五，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尚未像西方那样形成制度，技术创新一向遭到忽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明的显著差距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者他们的敌手”；“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做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18]但在人口内向爆炸的农业中国，“稠密的人口与土地的精耕细作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即“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过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而“发明创造就不受重视”。[19]第六，中国在灌溉、种稻、运输、手工业等所有活动中均使用大量人力，这大大节省了资源，但不利于技术的革新，而人口的增长则吞食了生产发展带来的成果。总之，生产仅够消费之用，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人民仅可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无暇顾及储蓄或投资。第七，清朝政府面对外界刺激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这首先是因为清代各级政府秩序森然，官员已经养成循规蹈矩的心态。中国官场充满着消极退让、明哲保身的精神。下层统治机构权力过小，上层因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整个官僚机构管得过宽，主动性与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却远为不足；本为维护皇权的官僚队伍因臃肿不堪反而使统治僵化失灵。政府的种种制衡结构，并不是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只不过是陈陈相因、墨守成规而已。即使皇帝本人也充满了因循守旧的特点。他所起的作用更像一个情报交流中心，折冲平衡大臣的意见但并不提出自己的看法。第八，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更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僵化失灵，原因是19世纪中期清朝官场沆瀣一气的贪污腐败耗尽了国帑民财。国家税收并无确定数字，须视纳税者、税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的利益互动关系而定。官员们横征暴敛以中保私囊，这种损公肥私的行径不仅反映了满清官场的人治痼疾，说明当时的财政收入并不完全都以货币形式支付，有些是实物或劳役，并未形成预算与审核制度，也反映出当时存在于旧中国各阶层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制度化”的腐败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与地方大家巨族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大地主往往身列缙绅，赋税负担较一般农民为轻，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而赋税制度也无法发展为累进式的现代税收制度。[20]社会结构有三个层次，变化最慢的层次是文化，中间是制度，经济变化是比较快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21]。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中国现代化之迟缓，是由于中国有高度发达和精美的文化之故。”换言之，“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上层阶级已经如此有文化和如此聪明，以至于他们不要求现代化。”[22]费正清尖锐地指出了“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反应迟钝、举步维艰”的原因：“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23]当时日本国内正在酝酿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作为对西方的部分回应，这种变革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会转型。但“在庞大的中华帝国中并未产生类似的转型”。[24]三、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发展为“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从商业革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其加速。无论是商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抑或是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嬗变，独立的创业力量——资产阶级或企业家是其关键性的内变动力。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独立的创业力量呢？”[25]费正清分析了以下六点原因。第一，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心理状态大不相同。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生活中的人要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的利益，要从所增加的产品来获取市场给予的利润。但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可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