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按：尽管当前主流经济学正大力拓展经济分析的领域，但新古典经济学本身是从古典经济学演化而言；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它的研究内容要狭窄得多，仅仅继承了技术经济学的部分内容。当然，随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新古典的“稀缺性资源配置”转向了“人的理性行为”，它研究内容在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鼓动下就不断膨胀了；不过，由于其研究方法没有相应转换，理性的内涵也没有修饰，反而混淆了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从而造成了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是以重拾旧文一篇以阐其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1）：研究内容上的狭隘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十四）引言：笔者的《经济学的理论危机》一书分两篇分别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对主流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内在缺陷作了剖析；显然，由于内容和方法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因而从内容和方法中就可以探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状况。事实上，理论研究本质上是要揭示内在规律和机理的，每个学者也有其自身的研究视角、分析理念和探究目的，而基本特定的目的就意味着研究的本质是规范性的，因而社会科学必然是一门规范性很强的学科；但是，主流经济学却想当然地妄图走“科学”的实证主义道路，将分析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和功能联系上，并试图掩盖自身的一切分析方法、基本假设以及相应定理中的规范性质。尽管如此，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却日益显赫，经济学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也甚嚣尘上，经济学者的帝国主义心态则日益膨胀，整个经济学科也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科学明珠的称誉，从而一个庞大的经济学帝国在一些学者的极力开拓下似乎正在形成和不断壮大。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再仔细剖析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就会发现，经济学的思想实质上正变得越来越枯萎，研究的真正领域也变得越来越封闭，并且，经济学中的大多数进展也是越来越依靠其他学科的学者；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衰落了，从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神话也行将破灭。可见，福兮祸所倚，在这看似风光背后充满了芜杂的纷争，从而实质上孕含着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深刻危机，这不得不引起有为人士的足够重视。实际上，契合是知识统一和理论发展的关键，经济学原本也是统一的，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然而，古典经济学以降，经济学分离了，并逐步形成了两个似乎对立的学科，并产生了两者相对独立的分析方法体系：政治经济学承袭古典经济学探究事物本质的研究路径，特别将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都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逐步把经济学构建成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规范学科；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则把事物的存在视为合理，专注于表象之间的功能性分析，从而越来越偏向实证分析。也正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往往不再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纯粹揭示，也不再仅仅是剖析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而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并以基于利益考虑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和发展理论。相反，新古典经济学也逐渐撇开了为谁生产的考虑，而是专注于如何生产；本被经济学视为两大基本方法之一的规范分析日益被抛弃了，相反，谁要是还提倡规范分析，就被视为是主观的和不科学的。事实上，经济学研究是对社会现象产生原因的揭示以及对未来的预测，这就首先必须考虑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任何对本质的揭示和阐述都是规范性的，甚至也是主观的；其次，就要对表象及其成因进行探索，并要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就需要进行实证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深处的奇怪吸引子，对社会事物的变化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预测，并能够找到扭转表象与本质偏离——也就是异化——的基本对策。因此，经济学本身就是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统一。然而，自边际革命始，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现有制度进行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或者进一步扩大为理性的人如何行为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事实上，我们知道人是社会中的人，因而人的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制约；这意味着，一个更为致用的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但是，主流经济学却撇开了人的社会关系，考察的是一个完全抽象而孤立的个人的行为，经济人假设也是接近于对低能动物行为的假设。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主流经济学借鉴数学工具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了，但它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从而日益走上了一条形式化的道路，从而开始面临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的危机：在研究内容上，排挤了伦理学的内容而越来越狭隘化；在前提假设上，抽象为原子经济人而撇开了对真实人性的探讨；在意识形态上，崇尚单一的个人主义而窒息了思想自由；在工具运用上，大量机械地走数量化道路而离现实越来越远；在知识结构上，强调统一的专业训练而忽视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知识多样性。当然，这种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甚至是应用数学一分支的取向在新古典时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当时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物质资源的配置问题；但是，当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重新扩大，以致经济学已经重新变得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可分离以后，还照搬原来的分析思路，经济学的问题就开始凸显了。事实上，正因为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还局限于新古典的分析框架，而没有充分重视研究对象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事实，结果导致了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枯萎，在“狐假虎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外科下真正的研究领域却越来越封闭，以致经济学中的重大进展越来越依靠其他学科的学者；也正因为如此，原先经济学标榜的形式化、数学化、客观性以及价值中立等都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挑战，因而经济学的理论危机也日益凸显。从这篇文章开始相继作一简要小结。前面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而影响人类福利水平的因素众多：一方面，就物质需求层次而言，这涉及到国民财富的增长以及国民财富的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就人的全面需求而言，这不仅体现在物质需求上，而且越来越体现在精神需求之上。因此，研究人的福利问题就必然会涉及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关系；从而经济学的研究就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方面，其中主要的就是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互动关系；另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即技术关系方面，主要是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显然，在涉及人与人关系方面，如财富的分配、制度的设立、产权的界定、以及贫困、异化等问题，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判断，这实际上就是伦理问题；而且，作为探究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和事物之间因果机理的理论研究必然是主观的，因为这必然涉及到主体本身的认知和所处的立场，而对本质认知的主观性必然隐含了主体的社会理念，因而经济学有必然是规范的。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理论本身就是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统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包含了两个方面，阿马蒂亚.森将经济学将之称为伦理学内容和工程学内容；其中，工程学内容主要探讨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客观规律和自然制度，而伦理学内容则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由此产生的人为制度。例如，穆勒就认为，生产方式和规律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而非人意所能改变，这与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相联系；而分配则不仅仅是由经济力量决定而完全是人的意志和制度的问题，政府和国家尽管不能规定各种分配制度的作用却有权选择哪种分配制度，同时，意愿和制度本身是价值观的产物，因而分配规则取决于社会的习惯和法律。正是工程学和伦理学两个方面的内容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仅仅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工程学的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究其原因在于，尽管经济学家往往把自然科学发现的规律当作可作论据的事实或分析的前提来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但是，这种应用是有条件的，直接应用工程学定理得出的结论是假设性的，因为太多的其他动机和感受被抽象掉。事实上，社会中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他们的行为深受特定社会制度的制约，同时又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迁；而且，即使在特定时期，社会现象之间也是相互依赖的，人的经济行为也是与其他行为分不开的，它们都取决于特定的时空场合和社会地位及文化，因此，经济学家在探究任何具体社会现象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具体的社会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在新古典时期之前，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如政治学、伦理学等是有机合在一起的，当时的经济学家往往也就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方面的专家；如配第在其一生中就做过海员、医生、解剖学教授、发明家、验船师、议会议员、造船实验家、作家、统计学家和大地主等。特别是穆勒，他在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成就卓荦，并且在很多问题上都是高屋建瓴，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提出的归纳法原则和自由思想等至今为人们所遵循，其著作也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如《逻辑学》、《论自由》、《对代议制政府的思考》、《论功利主义》、《孔德和实证主义》、《妇女的服从》以及《政治经济学原理》等；而且，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熊彼特说，“他是十九世纪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之一，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他”。事实上，尽管国民财富的增长是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核心问题，但是，获取国民财富也仅仅是增进社会福利的一个途径，古典经济学根本上是关注社会福利的；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普遍关注整个社会问题，关心深化财富的分配，热衷社会制度的变革等，当时所有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经济学家也都是关注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也正是在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努力下（其中，以穆勒为代表的主流古典经济学家从体制内对市场制度进行修补，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别则从体制外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日趋完善如这种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市场制度，新古典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宏观社会问题转向了微观行为方面，并主张在既定制度下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此后的主流经济学就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正是由于经济学越来越从孤立的个体行为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经济学也逐渐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所研究的对象确立为可以纯粹用达到目的的手段作出判断的一套人类行为；这样，主流经济学“创建”了并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分析方法：把人看成是从家庭、部族、阶级或民族分离出来的坚持原子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体，以及制约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则是程序性的，而不包含道德的实质。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学“著名”人士的宣扬下，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也加速扩散到法律、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诸领域，形成了令人堪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以至有人说，“经济学现在会被定义为经济学家所做的任何一件事”。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讲，新古典经济学集中关心个体如何最佳地配置资源进行生产或消费的问题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的物质资本积累还很不丰富，物质资本是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但是，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益增多，生产或社会发展的瓶颈已经转变成其他生产要素之后，经济学就必须开始考虑如何租价地使用这些作为瓶颈的资源。显然，在当今社会中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本身具有不同于物质资本的根本特点，因为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它是主动的而不能物质资本那样任意摆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使用就不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激励问题而不是配置问题。因此，如何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而这显然涉及到各方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成果的分配问题；所以，穆勒认为，只有在世界上落后地区，增加生产仍然是重要的目的，而在进步国家中，经济上所需要的是一种较好的分配制度。也正因为如此，基于激励机制的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基于互动关系的博弈理论自20世纪50～70年代后就开始蓬勃发展了。然而，遗憾的是，主流经济学在探究激励理论和博弈理论的时候，依旧沿用了人配置自然资源的理性概念，进一步拓展了在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假设下形成的成本-收益思维定势，把人与物的互动关系复制到了人与人之间，依旧忘却了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和合作的道理，忽视了人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