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薛伟强•近20年来,学术研究已经厘清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史实,摆脱了革命史观的束缚。但是,中学历史教学仍在重复旧说。一、名与实•“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是革命时代的政治词汇。它们是“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概念出现后的对应物。•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对应的经济基础被称为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理应就是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则有多种代称,如“民族工业”、“民族工商业’。这已不是指整个国家或民族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指在外国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之间产生、存在的一种特殊经济。•时至今日,中学历史教科书和教学仍然受其影响,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基本等同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买办”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经纪人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19世纪70年代以来,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企业中,买办资本的比重非常可观。•清末民初,官员投资工商业而列身商贾的现象较为突出。•以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两大民营企业集团——周学熙企业集团及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为例,其鼎盛时期的资本总额分别达到4000万元、3000万元。二人以“南张北周”著称于世,他们都是亦官亦商。•因此,在实际中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并非泾渭分明,理论上的划分很难得到实证。•民族资本主义实质就是“私营工商业”、“私人资本主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都用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提法。客观而言,民族工业理应包含中华民族所有的工业,无论是民族资本、还是官僚资本。二宏观与微观•怎样判断近百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重要课题。•19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不断反思、批评“沉沦观”,并形成基本共识: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部发展和不发展并存的历史,总趋势是向前发展。•长期以来,近代“民族工业”在1919年和1927年被描述为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以此证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祸害压迫之深。其实,这是革命史观左右下的“历史”。•1840~1894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50多年。经济发展极为艰难,国民生产总值为负增长。•1895~1937年7月,即两次中日战争之间的40多年。这一阶段虽然增长速度不比上其他国家,但是国民生产总值毕竟呈增长趋势。•1937年7月~1949年,即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一特殊时期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经济近代化进程,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中国经济重新出现了负增长。•1914-1936年的22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其中1936年经济发展达到近代中国的最高峰。•多位专家经过缜密考据和实证都认为,中国近代百余年的经济史,首尾阶段都处于衰退阶段,只有中间阶段有缓慢增长。笔者用一句话来总结,称为“两头负、中间正”。•但是对“一战期间短暂的春天”的印象仍难扭转,因为当下许多大学教材还在沿用这个观点。•所谓“一战期间短暂的春天”中的“短暂”二字尽可去矣!所谓“民国时期(1912-1949年)民族工业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的“曲折”二字亦尽可去矣。•近年来,中学许多示范课、公开课都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课题,且多在“曲折”二字上大做文章,足以说明教师的专业知识亟待更新。三内因与外因•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究竟是内因起主要作用,还是外因起主要作用,学术界争议较大。•目前学术界重视内因的积极影响,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内外因素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内外因任何一方的偏废都会把我们的认识引向歧途。•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这一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至于内因,长期以来只强调中国资本主义在“半殖半封”环境下“被动性”的一面,突出屈辱、苦难,一味控诉、伸冤,因而不能全面探究经济运行的内在因素作用,包括技术和管理的进步,资本家的自身素质,政府的经济政策和行为等。•首先,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进步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两次繁荣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民族企业家自强不息、勇于开拓的精神,和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等,也是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其三,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积极的经济政策和行为对促进经济繁荣的贡献也不可忽视。•最后,如果说还有更为深层的内因,那就是传统权力结构的松解,其趋势起于晚清。•教师不可仅就教材说历史。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更新知识,才能向学生传授最接近真实的历史。欢迎交流•QQ:275677033•手机:13952234232•邮箱:xueweiqiang2008@126.com•新浪博客:史林薛伟强•新浪微博:薛伟强-史语者•新浪博客:苏师历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