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

试用《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赵学增)时间:2005-12-2512:09来源:未知作者:赵学增点击:54次试用《资本论》解读三农问题赵学增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导；510631；随着资本开始占领农业和农村，农民身份终结已经局部开始了它的历史，近年来我国每天平均消失村庄约为53个。恩格斯的农民政策取向是：不要违背农民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更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农民；要慷慨地对待农民；要坚决站在农民一边，千方百计地来维护农民的利益。采取一切措施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剥夺农民，阻挠他们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通过示范和帮助的方法，让农民走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我国目前土地制度应该如何深化改革呢？我们可以借鉴和土地所有权分离的农业资本制度的历史经验，淡化所有制的概念，为了省略历史的多余程序，节省制度变迁的成本，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根据现实经济条件的约束，在目前建立与完善在土地国家所有基础上的私人经营制度，坚持合作化、企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在土地国家所有基础上通过合作化的渠道逐步实行工厂制度，开创了企业化的社会化的农业新时代，作为向完全的土地公有制度的历史过渡形式，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制度选择。关键词：小块土地贫困根源农民政策农业资本制度土地国家所有基础上的私人经营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就三农问题分别在1982、1983、1984、1985、1986、2003、2004和2005年陆续发了7个一号文件。这足以看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显现出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中之重的难题。对于三农问题，近年来理论界同仁们积极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纵观所有研究三农问题的文献，我们会惊奇的发现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似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与马克思《资本论》没有什么关联度，马克思的《资本论》果然真的被当作历史的垃圾被人们遗忘了吗？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三农问题有大量精辟的论述，这些似乎已被人们搁浅和尘封的理论对于我们解读当前三农问题应该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本文试图有针对性的正面阐述马克思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也许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理论空间。一、农村和农民如何看待和评价农民？我们的制度体系能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什么帮助？农民贫困的制度根源在哪儿里？如何让农民变得不再贫穷，如何改变农民的社会边缘地位，让农民真正能够享受不再倍受歧视的久违的国民待遇？经济学如何为作为穷人大多数的农民提供基本的理论帮助和政策支持？（一）农村马克思认为农村有三个经济特征：第一、农村运行逻辑：结构牢固、恪守传统、力求稳定、按照社会威望确定等级、按照世代交替节奏缓慢进化。马克思这样描述农村经济要素结构的牢固及其超强的再生产能力，“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资本论》第1卷第396－397页）在这个结构非常牢固的农村中，所有农村成员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整体的稳定，变化只能曲折迂回的通过否定自身缓慢导入。人们从不怀疑传统，恪守传统，关心传统，维护传统，按照这个传统的秩序日复一日的生产和生活，不愿意也不可能对这个社会的运行结构和形式进行任何改变，在他们看来任何有可能改变这个社会传统的举动都是不可饶恕的离经叛道的冒险行为，而且一旦尝试去做这种危险的举动就马上会招引来家人和周围群体的公愤、嘲笑、排斥和敌意，村落的各种社会约束的武器也会马上令其遵守传统的规范。第二、农村是一个同质化了的互识的自治整体。以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农村是一个同质化了的互识的自治整体。农民在土壤肥力、气候条件、生产工具和技术等方面具有同质性的生产条件下，使用同样的生产工具，用同样的技术按着常规和传统，生产出差异性不是很大的农业产品。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差异性很小，这样就造成整个农村人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同质化，进而造成农村社会关系的人格化、非功能性化和可分割化。（见《资本论》第3卷第1017页）第三、农村日益被孤立化和边缘化。马克思认为由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工商业和农业以及资本和土地的分离导致人们接受社会分工的强制安排，成为城市的或乡村的局部动物，而且伴随着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向城市的集中，而农村就被相对地孤立起来。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于全部的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全部的经济史都可概括为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运动，这二者之间的利益对立构成一个国家内部的两种力量、势力和人群。当城市成为发达的生产中心和国家权力运行基础的时候，乡村的孤立、分散及边缘化就逐渐变得日益突出，这时，城市凌驾于农村之上并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向来剥削农村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城市剥削农村的开始形式是：垄断价格、赋税制度、行会、商业欺诈以及高利贷。由于资源配置高度向城市转移和集中，使得城市以及它的不依赖于土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其变化日新月异但农村变化却极为缓慢，它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相反农村的滞后而缓慢的发展却给城市以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所有的人都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应具备的正常的经济秩序，那些必须遵守社会秩序、道德和信仰的听话的农民应当毫无怨言的以他们的劳动贡献和成果无代价地来养活城市，并象供给兵营那样供给城市和工业所需的一切原料和资料。“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6－57页）“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25页）“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资本论》第3卷第733页）“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代表城市利益，另一些则代表乡村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页）面对这个历史已经形成的城市和农村的长期对立以及农村日益变得孤立化和边缘化，马克思的态度很坚决，那就是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但是要消灭这种对立不是靠单个人的意志就能做到的，城乡的对立最终要靠许多物质条件来解决。这个物质条件主要是能支持共同劳动得以生成的工业大生产和大地产的规模和力量的历史积累。“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实现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6－57页）“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个体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注1）这就是说，消灭城乡的割据以及他们之间利益的对立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积累，当客观的物质条件不具备而只凭主观意向那是堂吉坷德式的愚蠢行为，如果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初步具备而失于主观决策的错位，相反还变本加厉的去贪婪的人为的扩大城市和农村的对立甚至对抗，比如建立在牺牲和盘剥农村而孤立而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工农业剪刀差为切口的强制让农业为工业输血的产业政策，以及对农村进行强制隔离的系列歧视制度安排等都严重违背了马克思设计的制度目标。（二）农民1、农民的社会人格特征：象是麻袋中的一个个的马铃薯。马克思把农民比喻马铃薯，比较形象地刻画出农民社会人格的主要特征：封闭、孤立、独立、松散、同质、社会交往缺乏，没有集合力。也就是说，他们都处在与主流社会隔离而封闭的生活环境，人的生产能力在狭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和丰富的社会关系以及多种多样的发展机会。他们之间无差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的生存之道只有单纯靠与自然的交往，而不是社会交往。谋求和维持生存的压力及活动足以占据他们的全部精力，需求简单而满足需求的手段也贫乏。“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2、小块土地既是农民生产繁荣的条件，也是造成农民经济贫困和政治上被压迫的制度根源。（1）小块土地是农民生产繁荣的条件。农民酷爱自己的土地，并把它赋予崇高的价值，在农民心里土地已经与自己及其家人、职业视为一体，这就使土地染上了个人情感的浓厚色彩。农民之所以这样把土地视为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的价值，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生存的希望都全都寄托在这小块土地上。而“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8页）就是说，小块土地恰恰满足了农民谋生对生产条件的物质需要，换句话说，选择为生存而生产，是农民根据他所拥有的全部资源的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法。对于这一小块土地来说，农民选择超过生存之外的其他经济目标似乎都是浪费的，无效率的。“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资本论》第3卷第694页）（2）小块土地是造成农民经济贫困的制度根源。农民拥有的生产资源有限，当这块有限的土地使拒绝使用社会化的技术、科学和劳动资料成为必要的时候，就使得这个生产方式难以摆脱劳动生产率很低的艰难处境，整个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都被束缚在这些小块土地的农业劳动中，它不能为社会游离出更多的劳动力和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结果以工业为标志的其他产业也就得不到长足的发展，继而导致包括农民自身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经济贫穷。对于农民及其家庭来讲，当人口、自然风险的压力以及其他各种不确定因素一旦干扰了生产过程，农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