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尝试——读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下简称《新陈代谢》)是陈旭麓先生晚年的一部代表作。这本书以恢弘的气势展现了在变革与守旧、开明与顽固、现代与传统种种新陈代谢中蹒跚前行的中国近代社会图景。这部作品汇集了作者1978年后十年中以对“新陈代谢”这一不同于传统近代史完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线索的深入思考和长期授课中的体悟,是公认的作者达到炉火纯青的学术境地的标志性作品。以下就从本书成书背景、本书内容及笔者读书中的些许感想对这部经典之作说一点粗浅的见解。首先是《新陈代谢》的成书背景。作者构思本书的写作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久的1978年,这是一种突破传统近代史研究逐渐僵化、教条化的“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架构”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的尝试。正如作者在1988年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中所说的“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1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在《新陈代谢》一书的写作中,作者以社会为观察视角,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即中国逐渐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要线索,架构出一种新的近代史研究体系。如作者所说,“这是对自己实行民主”,是使学术拜托传统政治桎梏的努力。正是因此,本书中很多观点都超越了前人,而这背后则蕴含着作者的自觉与辛酸。与这一成书背景相应的,作者在写作中特别关注近代史发展中的社会力量,包括传统社会中的小生产者、宗族和行会组织、封建官僚、近代中国特有的买办阶级、会党、因外国经济侵略而大量出现的无业流民等等,进而细致地研究这些直接参与近代历史的独特的群体及其社会思潮与社会心理。而外国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和由此而产生的越来越强的民族震撼带来越来越快的社会新陈代谢的主题也就在其中自然而然的铺陈开来了。具体而言,作者在叙述中,特别注重对社会中不同群体进行思辨的分析而不仅仅着眼于传统的政治斗争的线索。这种分析方法和线索贯穿了整部作品,也成为本书中一大的亮点。如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代代相承,变化微渐”地长期延续的原因时,除了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外,作者还注意到了作为社会组织的农村的宗族和城市的封建行会对于维护等级严密的封建秩序的重要作用。基于对这些社会群体的分析,作者得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始终在缓慢地螺旋式地前进着,而非传统认为的长期停滞的结论。在分析中国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中形成的独特的社会群体时,作者则着力突出这些社会群体在社会新陈代谢中的复杂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作用,以此来说明中国近代化本身的深刻与复杂。例如在分析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时,作者运用了辩证的分析方法,没有像原来一样一刀切地认为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入侵的走狗,而是具体分析了买办这个特殊的群体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作者认为,的确在买办阶级中存在着某些“持洋人自重者”,但同时也有郑观应、徐润及后来的虞洽卿等人,他们“操买办之业而握有多量的货币,而后他们又投资或主办独立的近代工商企业,同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其他企业争利于市。”2作者揭示出了由于中国近代化历史特殊性而造成的“不值得尊敬的买办创办了值得尊敬的民族企业,人和事脱节了”这种看似十分别扭但确是由活生生的历史造成的现象。这样的示例,在本书中俯拾皆是,因为有了这种严谨的辩证法的观点作为“治史的眼睛”,历史空间里的人物被完整的再现,有血有肉的人又回归到历史的主体地位。本书对社会的关注还突出表现在作者对重大历史事件中所产生的社会心理的深邃透彻的分析。这一点在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这两个群众运动的分析中十分突出。中国近代史具有独特而复杂的发展脉络,社会新陈代谢十分迅速,这使得中国近代社会始终存在着新旧1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插图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交织、新知与愚昧并存的状况,而这种状况也必然影响到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中,作者就指出,其中既有小生产者的经济意识,也有民族危机所激发的抵抗精神和爱国主义,而其中则又夹杂着因文化差异和传统民族文化心理影响所导致的两种文化间的互相猜忌和四散的谣言。只有如此,才能更全面的理解义和团民在整个庚子之乱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得出更加符合历史本身的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才能在“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乎间亦皆中弹而倒”3和“义和团外乡之人,连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4这样截然相反的记载中完整的认识一百多年前那巨大混乱之中的中国社会。书中另一大特点就是语言生动。虽然作者思想深邃,行文间处处体现着独特的思辨性,但本书的语言却并不晦涩。初读此书,翻开目录甚至让人隐约感觉这是小说才应有的标题,如在第九章叙述甲午中日战争及其影响,作者用了“日本冲来了”这样生动的语言作为标题,而在正文之中也不时可以找到口语化的文字,就这样将一件件历史上的大事婉婉道来,不论是专业还是非专业的读者都会被其中的内容和语言所吸引。这对于一本体现了作者深厚学术功底的著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新陈代谢》所用的近代化的线索,在今天的我们可能早已习以为常,并不算新颖,但是作为一部近三十年前的历史著作,本书在他诞生的年代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作为对传统的、教条化的近代史体系的一种突破的尝试,这本书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当然,笔者认为,本书中也有些许遗憾之处。首先便是因为陈旭麓先生于1988年12月去世,这本书并没能完成,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只是用了很少篇幅一笔带过。这就使得这部书看起来似有头重脚轻之感。实际上,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段历史有着很强的独特性和连续性,这段历史没有出现在任何之前的时代,也不可能出现在之后的时代,而且这段110年的历史在社会快速的新陈代谢之中有着相当的连贯性,因此,不应将近代史认为分割为晚晴/民国或1840-1919/1919-1949这样截然分开的两段。如此,完整的一部《新陈代谢》应该有着更丰富的内容,因先生去世而未完成,令人惋惜。《新陈代谢》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线索是“冲击-反应”模式下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然,在中国近代史中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避西方列强侵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某种程度上“这是决定以后100多年中国命运的主要东西,它影响了近代百年社会新陈代谢。”5离开了外国的影响,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转型,也就无法理解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种种艰辛。但是笔者认为讨论现代国家不应该仅仅讨论所谓普世的“现代性”,而应该具体地对“现代国家”在一个国家产生的具体过程和模式进行“内部”史观与“外部”史观的综合分析。6如果仅从外部的冲击和冲击所带来的被动反应来看,则有可能陷入一种只有“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7而其他的“现代化”都是由不可阻挡的外部力量造成的简单推论中。但事实上现代化是具有不同模式和代替选项的,而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国家的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因此笔者认为在讨论中国是怎样走向现代国家的这一问题时,孔立飞教授的观点是值得借鉴的。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question)这一命题,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面临着其时代所规定的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是推动社会演进的根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中期,中国社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49页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31页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插图版)》,第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关“现代国家”的问题,参见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笔者认为“现代国家”所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现时之存在”及这种存在的原因与过程,“现代国家”比“现代性”更能表现出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动力与内在逻辑。7【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文版序言第1页会内部人口增长、知识精英游离于政治权力之外、腐败严重及官僚体系无法对社会的最基层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等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王朝体制所积累下来的种种弊病已经使得革新迫在眉睫,以魏源为代表的崇尚“经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之上思考现代国家的问题,魏源所提倡的知识分子增加政治参与,并不来源于西方所谓的“民主观念”而是中国所特有的学术传统。这些思考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中针对“根本性问题”所形成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agenda),而这些本土性的、非外来的“建制议程”正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关键原因。作者好友,哲学家冯契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概括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中肯的:“中国近代史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不同,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革命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很大独特性,这需要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各方面做深入的研究来说明”。这应该也是对《新陈代谢》所体现的治史之法的总结与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