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有感

历史应该这么写——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有感经老师的推荐，我第一次拜读了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本著作。甫一开卷，便觉其中别有洞天。前后拜读三遍有余，每次都有新的体悟，不得不感叹陈先生文笔之优美、学识之广博、思想之深邃、见解之精到。初读此书，最令我着迷的是其中优雅的词语和散文般的叙史手法。单以书名而言，“新陈代谢”四个字就极为凝练地将中国近代史展现为动态的画面。“东西对视，隔雾看花”、“炮口下的震撼”、“天国的悲喜剧”、“近代化一小步”、“日本冲来了”等等这些章节标题，相对于历史课本中乏味而生硬的纲纲条条，无疑更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至于具体的文字表述，真可谓“信手拈来尽可惊”。“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欧风美雨包含着凶暴的腥风血雨，也包含着润物细无声的和风化雨。”“历史的惰性寄生于多数人之中，所以，只有多数人观念的改变才能战胜历史的惰性。”[1]这样富有才情却饱含哲理的妙语佳句在书中比比皆是，俯仰可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想必这也是陈先生在文字上反复推敲、琢磨的结果。当然，此书之所以被誉为经典之作，并不只因其文采。史家的才、学、识，“‘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2]，也就是陈先生所说“治史的眼睛”。[3]只有解除这双眼睛上的黑布，它才能看得更深更全，进而才能推陈出新，实现史学研究的新陈代谢。因此，这本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一种新动态。全书以近代中国社会在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的双重作用下向现代转型这一过程为线索，论述了其间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大事件，同时穿插描画了在这个进程中社会结构（例如各种民间组织、会党教门等）、社会意识（例如民众心态、文化艺术等）和社会生活(例如人口结构、风尚习俗等)这三方面变迁的具体细节，从而构成了一幅经纬纵横，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动态画卷。因此，这本书既从宏观上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总体样态，又从微观上勾勒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成员的多元面貌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对于以阶级斗争为轴心，以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的潮递进为主线的传统框架而言，这本书的出现无疑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解构，是一种论史范式的突破。正如冯契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这本书“是作者解放思想，敢于摒弃旧的僵化的框框而代之以新的生动的线索的产物。”[4]陈旭麓先生正是在“对自己实行民主”[5]之后，借助极富文学色彩的词句向读者传输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先生也在以其深厚的功力与长袖善舞的才能解放着他人的思想。或许，这正是此书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评判一本史学著作的关键标准在于，它能否触及历史现象背后矛盾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做出多角度、合情理的解释，进而启人心智、发人深省。只有这样，历史才能真正成为提供教益的源泉。毋庸置疑，《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本书具备了此种品质。它极力抵制着一种善恶立辨的逻辑明快的诱惑，将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放到当时的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只扮演历史评论员而不充当历史审判员的角色。因此，陈先生笔下的历史，没有线条式的事件，也没有脸谱化的人物，有的是充满理性光辉的思辨，往往能让人拍案惊呼：“原来历史没那么简单！”的确，书中那些常常处于矛盾中的事件与角色冲突中的人物无不耐人回味，并常常引发我对于历史、对于人性的再度思考。试想那既促成了近代化一小步却又不得不避讳“夷夏之辨”的洋务派、既要变法改制却又不敢离孔子半步的康有为、既有反满之念却又想北上勤王的唐才常、既残杀义和团却又能在抗击侵略时力战殉国的聂士成，还有那些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悲喜交加的中国教民们、那些庚子之后改信了基督教的义和团民们……陈先生所刻画的各个阶层人物角色的多重性，更真实地展现了“将几个世纪缩在一时”的近代中国社会之内，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纠缠而又矛盾冲突的复杂性。这种种角色冲突，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在内外压力下扭曲变形之后的外在表现。正如他所指出的，“一个变形的社会，造成了事物的多种质态，多重外观。”[6]这种上升到哲学层面的体悟，使书中的历史具有了厚重感和更多可咀嚼的内涵，也使我们更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这可能也是此书的深意所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不时在向我们传递着一种历史哲学观念，告诉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陈先生说：“只有具体才能再现具体。”[7]用后人的理解，给历史事件或者人物戴上帽子、贴上标签，争辩功过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等等，其实并无多大价值。因为历史的深意蕴藏在其表象背后的复杂之中。如果以主观偏好来塑造或过滤历史，那么得到的就只能是故事而不是信史。所以，研究历史的关键在于，通过还原特定的时代条件来无限接近历史真实而复杂的面目，从而激发对人性、对社会更深入的思索，获得对现实问题的启示。我想，当我们在努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自我的回归。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借助辩证思维”。[8]陈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及，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离开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它的本来意义的。”[9]作者也正是自觉地以辩证法作为“治史的眼睛”去观察历史，才能客观地承认“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国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理性地看到“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公允地分析“假维新中的真改革”既有“欺骗、拂逆舆情的一面，更有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具体内容”，敏锐地发现“在很多实际问题上改良派的议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甚至直接坦言“立宪在中国的实现并不是全无可能的”。[10]这种种精辟睿智的议论在书中不胜枚举，可见辩证思维与理性精神已经深植于作者的意识之中，内化为其认知历史的一般理念与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触摸到了历史进程的最深处，显示出一种强大的理论力量与思想魅力。“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11]陈先生这本书对历史的把握就颇具此种境界。不过，作者也受着时代的限制，因此本书中的某些地方也值得商榷。最为明显的是关于某些具体人物的评判用词问题。陈先生突破了过去的“袁世凯窃国论”，承认其继任大总统“不能完全归之为袁世凯的鼠窃狗偷”，“这不只是袁世凯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中国那个时候的社会心理。”[12]这是持平之论，令人信服。但在其后，作者却用“阴险奸诈”、“巨奸大憝”[13]此类带有明显主观感情色彩的词语来形容袁世凯。与此类似，作者也以“微不足道的人物”14这样极度贬损的词汇来形容蒋介石。我想，作者固然可以有自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主观价值判断，但这类用词出现在一本被誉为经典的史著中恐怕不太合适，而且也有违作者所说“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15]除此之外，本书的行文之中也常有一些欲言又止之处。尤其是最后一章，只有寥寥数笔，而且述多论少，在思想深度上似乎难以同其他部分并驾齐驱。当然，这同先生书未成、人先逝有着很大的关系，给本书留下了无可弥补的缺憾。但这玉中之微瑕并不会掩盖这本书所放射出的思想光芒。如果说历史是“对于先前已逝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16]那么陈旭麓先生笔下的历史不仅富有教养，而且优雅多姿、风度翩翩。参考文献：[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34，228，340[2][4]冯契，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3]陈旭麓，浮想录，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303，1372，转引自冯契，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5]陈旭麓，史学的烦恼，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138，转引自冯契，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2[6][7][8][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68，143，65，104[10]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65，89，209，270，299，303[11]袁明，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总序，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1[12][13][14][1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350-351，362-363，421，151[16][美]彼得·帕雷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导言，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