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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梦想的阴暗之面艾力克斯?哈利许多人怀有美好的愿望，期望能成为作家，但是能够梦想成真的人不多。艾力克斯?哈利也想成为作家，可是他成功了。阅读下面这篇文章，看一看他成功的原因。许多青年人对我说，他们想成为作家。我一直鼓励这样的人，但是我也向他们解释“成为作家”和写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多数情况下这些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是财富与名誉，从未想到要孤身一人长久地坐在打字机旁。“你们渴望的应该是写作，”我对他们说，“而不应该是当作家。”事实上，写作是一项孤单寂寞而又收入微薄的工作。有一个被命运之神垂青的作家，就有成千上万个永远无法实现梦想的人。即使那些成功人士也经常受到长久的冷落，穷困不堪。我便是其中之一。我放弃了在海岸警卫队做了二十年的工作，为的是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这时，我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位住在纽约市的朋友，乔治?西姆斯，他和我是在田纳西州的赫宁一起长大的。乔治为我找了个家，位于格林威治村公寓大楼中的一间腾空的储藏室，而他是那幢大楼的管理员。房子里冷嗖嗖的，没有卫生间，不过这没什么。我马上买了一台旧的手动打字机，感觉自己颇象一位名符其实的作家。然而，大约一年后，我的写作生涯依然没有任何起色，我开始怀疑自己。卖出一篇小说是如此艰难，以至我几乎填不饱肚子。但是，我清楚的是我想写作，我已梦寐以求了许多年。我并不准备成为一名到死时还在想假如的人。我会坚持把我的梦想付诸实践--即使这梦想意味着不稳定的生活和对失败的恐惧。这是希望的阴暗面，任何心存梦想的人都必须学会在这阴暗面下生存。后来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由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并不是一位代理人或编辑打来电话，主动要求与我签大的稿约。恰恰相反--是一声鸣笛，诱使我放弃梦想。打电话来的是海岸警卫队的老熟人，现在在旧金山。他曾经借给我几美元，喜欢催我还给他。“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那十五美元，艾力克斯？”他逗我说。“等我下一次卖出作品吧。”“我有个好主意，”他说，“我们这儿需要一位新的公共信息管理员，年薪六千美元。若想干，那就是你的了。”年薪六千美元！这个数目在1960年可真是值钱啊。我可以有一套上好的公寓，一辆二手车，可以还清债务，也许还可有些结余。另外，我还可以业余写作。当这些美元在我的脑海里晃动时，某种东西却使我神志清醒起来。我的内心深处升起一个坚强的信念。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一名专业作家。那才是我的追求。“谢谢你，但是我不去，”我听见自己在说。“我会坚持到底来写作。”后来，我在蜗居里踱来踱，开始觉得自己象个傻瓜。我打开橱柜--一只钉在墙上的桔黄色板条箱--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弄了出来：两罐沙丁鱼。我把手伸进口袋，只摸出十八美分。我把罐头和硬币一起塞进一个皱巴巴的纸袋中。你看，艾力克斯，我自言自语道，你迄今为止努力的结果都在这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曾经情绪如此低落过。我希望自己能说，情况马上开始好转。但是并没有。感谢上帝，幸亏有乔治帮我渡过了难关。通过乔治，我结识了另外一些正在艰苦奋斗的艺术家，象乔?德拉尼，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科诺科斯威尔市的老画家。乔经常常没吃饭的钱，于是就去光顾附近社区的一位屠户和一个食品商。屠户会送给他一些带点肉的大骨头，从食品商那里他可以弄到一些枯萎的蔬菜。乔做南方炖汤需要的就是这些。村里另一位邻居是个年少英俊的歌手，他惨淡经营着一家餐馆。据说，如果有客人点牛排，这位歌手会火速冲到街对面的超市买一个。他的名字是哈利?百拉芬特。德拉尼和百拉芬特这样的人都成了我笔下角色的原型。我懂得了，若要一直奋斗实现梦想，就得作出牺牲，创造性地生活。那就是生活在阴影里面的含义所在。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我逐渐开始卖出我的文章。我写的都是当时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人权、美国黑人和非洲。不久，我的思绪象鸟儿南飞一样回到了我的童年时光。在静寂的房间里，我仿佛听见了祖母、乔治亚堂兄、普鲁斯姑妈、利兹姑妈和提尔姑妈的声音，听见他们在娓娓而谈我们的家族和奴隶制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美国黑人以前尽量回避的，因此多数时候我并不对外人说。但是有一天，在与《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共进午餐时，我讲起了我的祖母、姑妈与堂兄们的那些故事，我还告诉他们，我梦想追溯我的家族史，一直追溯到第一批戴着手镣脚铐被运到美国海岸的非洲黑人。午餐结束离开时，我手中多了一张足以供我从事研究和写作长达九年的合同。那是为摆脱阴影进行的一次漫长而缓慢的攀登。然而，1976年，也就是我离开海岸警卫队十七年后，《根》出版了。立刻我拥有了那种唯有少数作家有幸体验的名望与成功。阴影此时已变成了令人眼花燎乱的聚光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是如此富有，第一次享受到处处受欢迎的礼遇。电话铃响个不停，带来了新朋新友，新交易。我收拾行装，搬到了洛杉矶。在那儿我可以协助制作《根》的电视短篇系列片。那是一段令人困惑，又令人欣喜若狂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成功的光芒照花了眼。后来有一天，在打开包着的东西时，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数年前在格林威治村的全部家当，其中有一个棕色纸袋。我打开纸袋，里面有两罐腐败的沙丁鱼，一枚五分硬币，一枚一角硬币和三枚一美分硬币。霎时，往事巨浪般地奔涌而来。我又一次看到自己在寒气逼人、冷冷清清的单室公寓里蜷缩在打字机旁的情景。我自言自语道，袋子里的东西也是我的根的一部分，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把这些东西送到鲁西提，用框架装起来。我一直把那个透明的塑料盒摆在天天能看得到的地方。现在它就放在科诺科斯威尔我的办公桌上，与普利策奖放在一起，还有一张《根》的电视制作获得的九项艾美奖的照片，以及斯宾卡奖章-NAACP(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最高荣誉。很难说哪一个对我最重要，然而，仅有一件能提醒我在阴影之地坚持下去所需要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精神。这是每一位拥有梦想的人都必须汲取的教训。二、一只特殊的鹅即使我想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我也不能这么做，何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想告诉你。我自己不大会写作，所以我请艾萨克•阿西莫夫替我整理这篇东西。我选中他是因为他是个生物化学家，他能明白我的意思。而且他还写科幻小说，这一点很重要。我并不是第一个有幸见到那只鹅的人。幸运者是得克萨斯的一位棉农，叫安格斯•麦格雷戈（当然我用的是化名），鹅原先是他的，后来成了政府的财产。到1957年夏天为止，他已经给农业部写了十几封信，索取有关孵化鹅蛋的资料。农业部把所能找到的资料全部都寄给了他，但他还是不停地索要。我在农业部工作，1957年7月我到圣安东尼奥开会，上司让我中途在麦格雷戈的农场停一下，看看我能帮点什么忙。于是，1957年7月17日我见到了那只鹅。我先见到了麦格雷戈。他五十多岁，高个子，满脸皱纹，见到我，满是狐疑之色。我翻看了他索取的所有资料，然后客气地提出要看一看他的那些鹅。他说：“不是那些鹅，先生，是一只鹅。”我说：“要是只有一只鹅，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杀了吃掉。”我站起身去取帽子。他说“等一等！”我站住了，而他在犹豫不决，然后喃喃地说道：“跟我来吧。”我跟着他来到屋子附近的鹅棚。鹅棚用带刺的铁丝网围着，门上了锁，里面只关了一只鹅。“就是这只鹅,”他说。我听得出他语气加重了。这只鹅和别的鹅没有什么区别：肥硕、自傲而暴躁。“这就是它下的蛋当中的一枚，怎么也孵化不了。”麦格雷戈说着从宽大的工装裤袋里掏出一只蛋来，放在掌上。这只蛋比一般的鹅蛋要小一点，圆一点.麦格雷戈说道：“你拿拿看。”我伸出手，拿起鹅蛋，或者说试图拿起来。我不得不再用点力，才拿起来。这蛋差不多有两磅重！麦格雷戈咧嘴尖笑一声，说道：“把它扔到地上。”我只是看着他，于是他自己把蛋扔到了地上。蛋重重地掉在地上，却没有摔破，蛋白和蛋黄也没有流出来。它只是躺在落下去的地方，底部陷进地里。我又把蛋捡起来。着地部分的蛋壳已经摔破，裂开的白色蛋壳剥落，从里面发出的是暗黄色的光。我的双手颤抖起来。要想指头管用，手就得颤抖，不过我将剩下的蛋壳又剥掉一些，两眼直瞪着那一团黄色。不必做任何的分析，我的心已经告诉我了。这是那只下金蛋的鹅！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说服麦格雷戈转让那只金蛋。我说道：“我给你一张收据，我保证付钱，我会给你一张私人支票。要我干什么都行。”“我不想政府插手，”他固执地说。我加倍地固执。我跟着他，我央求他，我大喊大叫。最后我开了张收据，他跟着我出来，一直到我的汽车跟前，站在路中央看着我开车离去。我所在农业部部门的负责人叫路易斯•P•布朗斯坦（请记住是化名）。我把蛋放在我俩之间的办公桌上。我说道：“这是一种黄色金属，可能是黄铜，但却不是，因为它在浓硝酸中不起反应。”布朗斯坦说道：“这是个骗局。肯定是。”“用真金做的骗局？我一开始见到时，它可全包在完整的天然蛋壳里。我稍稍做了点分析，蛋壳的成分是碳酸钙。”于是“鹅蛋工程”开始了，那一天是1957年7月20日。起初我是主管的调研员，但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我的控制。首先，鹅蛋的平均半径是35毫米，金壳大约有2.5毫米厚。壳内是一只真蛋，不是什么骗局。它含有真蛋该有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色素。马上显示的唯一重要反常之处，是它受热时发生的变化：这只蛋有一小部分一煮就老农业部顾问、坦普尔大学的鲍里斯•W•芬利说：“蛋白质的状况显然很糟，这得归咎于金子，因为无论什么重金属，只要一小点儿就会破坏蛋白质。”于是化验了蛋黄，看看含金量。果然，蛋黄里有大约三百分之一的黄金，呈现出一种叫做氯金酸盐的溶液状。而蛋壳简直就是纯金。唯一能检测到的杂质是铁，含量只有四百分之一。蛋黄中的铁含量也高出正常含量的两倍，但此时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鹅蛋工程”开始一周后，调查组首次踏上了前往得克萨斯的征程。这次去了五位生物化学家，带了三卡车的设备和一个中队的武装人员。我们一到就把麦格雷戈的房子与外界隔离开来。麦格雷戈自然不喜欢所有这些安全规定，这么多的人和设备安营扎寨在他的周围。他不喜欢别人告诉他，说那只鹅和那些蛋是政府的财产。他虽不喜欢，但也只好认了。他有什么办法呢？当然，他得到了补偿。那只鹅也有几桩事情不喜欢，比如取血样。每次取样都要有两个人来按住它。用尽一切可能想到的实验方法化验了鹅血。血中含有十万分之二我所提到过的氯金酸盐。我们拍了X光片，体内含金较多的器官会阻隔X光，在胶片上呈白色。鹅肝部分呈灰白色，而产蛋的器官完全呈白色。芬利说：“肝脏把氯金酸盐输送到血液里。由于氯金酸盐有毒，所以血液把它送入生殖器官，生殖器官用它生成蛋壳，排出体外。这样，牺牲了蛋，救了鹅的命。”他顿了顿，又说：“还有个让人费解的问题。”我知道是什么问题，我们全都知道。肝脏里的金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一度找不到答案。鹅饲料里当然没有金子，泥土里也谈不上有什么金子，因为在地上搜查了半天我们一无所获。1957年8月16日，普尔杜大学的艾伯特•内维斯率先取得了进展，其时他将管子塞入鹅的咽喉，检查胃里面的东西。他跑到我们面前，大嚷道：“这只鹅几乎没有胆色素！”这儿我要稍作一点解释。胆色素是有色物质，肝脏输送到肠子里的液体中含有胆色素，它由血红蛋白分解而成，血红蛋白就是使血呈红色的那种物质。芬利的眼睛开始发亮。这是鹅的化学作用，而不是金子，反常的第一个迹象。他说了一个显然的事实：“一定是血红蛋白或者肝处理血红蛋白的机理出了问题。”我们立刻又取了一些血样。这次我们把血红蛋白从血液里分离出来，形成通常的深红色晶体状。然而，经过进一步的处理又分离出来一种微量的鲜橙色物质。结果是，这种物质类似血红蛋白，却不是血红蛋白。正常的血红蛋白分子里有一个铁原子，而它却含有一个金原子。看来肝并没有把血红蛋白分解成胆色素。相反，它把部分血红蛋白变成了含金的变体，并通过蛋壳排出体外。我们尝试着向鹅的体内注射含有放射性黄金的溶液，看能否找到金原子在鹅体内的准确运动路线，但实验失败了。至此我们还没有解决金子从哪儿来的问题。内维斯第一个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也许，”他在1957年8月25日的会上说：“这只鹅通过突变（一种成分转变成另一种成分的放射性变化）把铁变成了金子。”也许他说话的时候并不当真，可是我们实在走投无路，只好把他的话当回事。1957年9月5日，美国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之一、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I•比林斯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