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化茶史

1新化茶史新化茶叶，有史可考者，可追溯至唐代（公元856年）。唐杨华《善夫经手录》中把“渠江薄片”茶列入“以多为贵者”，据载“有油，苦硬，……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五代毛文锡《茶谱》则明确说：“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又说：“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注一）。经查考渠发源于新化县上团乡西北的雪峰山脉，东北流至安化县渠江入资水，当时新化未置县，属邵州邵阳，都梁县境。安化也未建县，属谭州益阳县境，故称谭、邵之间。说明唐代的邵州雪峰山脉已有茶叶运销湖北。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新化、邵阳、武岗县均产茶。1162年邵州（今邵阳市）售茶62，158.4斤，是上述三县所产，集中在邵州。南宋及元代二百余年间，征收茶农茶租，茶商的茶税奇重，茶叶生产，贸易衰落，明代才逐渐恢复。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全国各地纳贡茶4022斤，其中宝庆府62斤，（邵阳白云岩茶20斤，武岗州茶24斤，新化县茶18斤）占湖南全省140斤的44.28%，当时明朝设在南京，水运贡茶遇险翻船。改为每100斤贡茶折纳银10两。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肖歧第二次到新化县任知县（县长）八年间，教导人民种植桑、麻、棕、桐、漆、腊。“又为茶园，导之植茶，2充贡献。”（注二）肖歧调任宝庆府知府后，又训导继任新化县知县的蒋英继续坚持种茶。新化县、邵阳县、武岗州产茶一万担左右，自后产茶大大增加。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明朝廷在新化苏溪巡检司建立茶税官厅一所，额定岁收茶税银三千两（注三）。今按《明史茶法》所载隆庆年间规定，每引茶100斤纳税银0.38两，外可带附茶14斤，实际每年纳税茶叶9000担，产量当在一万担以上。明代有官茶、商茶之分。官茶由商人运西北交官换马。商茶准在国内自由贩运。上述茶叶是邵阳、武岗、新化生产的商茶，顺资水下运至苏溪关纳税，运往北方各省销售，明末农民起义峰起，官府急需补充马匹，将苏溪关纳税商茶调往甘肃，补官茶的不足。《本草纲目》载：楚云茶……则有湖南之白露，岳州之巴陵，长沙之铁色（指渠江薄片）。辰州之溆浦，湖南之宝庆，茶陵……皆产茶有名者。（注四）谢梅林《过新化文仙山下》诗云：“一县绿荫里，江山似永嘉，丁男多过女，子粒半输茶。……”（注五）诗中盛赞全县绿树成荫，山水幽雅，茶品优良，成为输官贡茶。经考查，文仙山在今隆回县（古代高坪县）东北的罗洪乡，明、清、民国时属新化县，原名文斤山，《广舆记》说是晋代高平县县令文斤修炼之所。故后人称为文仙山。即明洪武规定新化县贡茶十八斤产地之一。但因额定茶叶课税苛刻，当时新化邹廷望写了一篇《茶税论》认为茶3税过重，而茶价又低，导致商困而于民不利。（注五）清道光八年（1828年）新化县苏溪关纳税商茶一万余担，全部运往西北销售（注六）。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通商，西方国家纷纷来华购运茶叶，尤以红茶需求更大，清咸丰四年（1854年）。广东茶商至湖南安化、湘潭等地倡制红茶，运往广州、上海口岸供应外商，大获其利。据《中国厘金史》载：湘乡于1855年设厘金分局，下设分卡2所，以抽收红茶税为大宗。新化、武岗、邵阳都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设厘金分局，其中新化（分2卡），武岗（分3卡），也列有抽收红茶厘金。（注七）说明新化县在1856年以前已经产制红茶，并由商贩将毛茶原料运至安化加工成箱，以“安化茶”名义运往口岸。1861年，汉口开放为对外商埠，英俄等国商人在汉口设立洋行，大量收购红茶。湖南距汉口近，水运便利，红茶多集中于汉口外销。一部分运往广州、上海、恰克图出口。当时湖红外销价格较高，刺激了华商贩积极性，也间接地促进了农村红茶生产的加工与茶叶的种植发展。按1871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等说：“湖南湖北两省茶叶的种植扩张很快，较十年前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后还在继续扩大。（注八）到清光绪初年（1875—1886年）湖南红茶出口，达到惊人的高峰。每年90万箱以上（约271670吨），其中安化35—40万箱（10.584—12.096吨）（注九），新化、武岗红茶包括在安化4茶内，当时无具体统计数字。据王彦调查后所写《新化之茶》记载，新化最盛时期产三万担（约1.814吨）（注十）。现经查考，王彦调查的只是新化的主要产区，还有许多次要产区时系移迁未全部调查计入。例如：红毛茶运往安化沿资水各埠的还有土桥、两下江、洋溪等地；运往兰田的有筱溪、小南山、张家冲（今属新邵县）土居、毛易铺、谢泽山（今属冷水江市）等地，合计达4千余担（242吨）。综计新化年产红茶34000关担，加上青茶黑茶总产约38500关担（2323吨）。民国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928—1943年），这段时间新化县有茶园面积三万至七万亩，年产10000—35000担，民国二十七年，先后由湖南茶业管理处经办茶叶贷款，新化发放了四万元和十二万元，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产茶一万担，发放贷款二十万元。如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39—1941年）新化县20余乡中，就有17个乡种茶和产茶，主要产茶乡是中和、永安、遵义、镇梅年产约12000担，其次是平山、罗江、鹅塘、古塘等乡年产量约9000担，第三是礼智、太和、四教、镇资乡等，年产量约6000担，第四是安集、大陂、吴赤、吉黄等乡，年产约3000担，以上共计30000担。从品质上看，杨木州、龙珠山、炉观、洋溪、沙江、土桥（现称潘桥）等地品质较佳。根据上述资料新化产茶有史可稽的从唐代到现在（公元856年—1988年）历时1132年，一直生产（新化建县于宋神宗熙宁五年以后，以前属安化县）。5按有记载的销售量，清咸丰8年（1854年）是广东茶商到安化、新化收购红茶，再转销欧美，品质清香醇和，不次于福建武夷茶，所以互相竞争收购。1861—1890年是湖南茶叶最盛时期，清德宗光绪初至十二年（1886年前）湖南茶叶销售量达90万箱以上。（约5544320担）每担售价12.5两白银，每年收入1125万两。当时新化红茶年产量46000担，经安化一并外销。1893年后，英商在汉口收购量减少到10%，到1895年已减少到2%，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新化茶区销售量减少到了26256担，（含邵阳3400担）比1886年前减少50%。1891—1917年间，新化茶叶处于日趋下降趋势，1915年新化产茶22000担都只销出四千包（折合2000担）且茶价低落，每包销价16元。由于茶价低落，品质也日趋下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新化加工茶叶一万担抵档廉价湖红还是经安化茶商销售（注十二）。1922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五年间，苏联见到中国茶价低便乘机增加收购，但是仍然只有销量10000担左右。民国十九年（1930年）以后，新化茶商曾硕甫，邀集其他茶商在新化杨木州建茶行，历时三年竣工，投资30万多元，建成茶行八家，并建立茶业商会会馆一栋，初级子弟学校一栋，以及南杂、药店、旅店、百货等16家商店；成为新兴的茶叶集散商埠，名为西城埠，当时8家茶行牌号和老板姓名是：6牌号老板姓名牌号老板姓名宝大隆曾硕甫宝记曾帮翌丰记曾盈科裕庆刘继尧宝聚祥曾显科富润润陈言俘富华陈佐唐光华张绪光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新化制红茶23286箱，（16000担）高于省茶试场调查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制成12143箱红茶，计8500担，各资料都习惯列入安化茶内。（注十三）此后在新化县城向化街松山坪建有茶厂一家系陈云樵兄弟经营，经营年代不长。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政府为了争取外汇，支援抗战的需要，实行茶叶统制，贷款给茶商收购红茶原料，加工成箱，先后由湖南省茶叶管理处和国营中国茶叶公司收购统一运销出口换汇，但由于抗日战争，连续败北，上海、武汉、广州、以及南方各口岸被封锁、切断，加以货币贬值，物价猛涨，中茶公司收价过低，茶商亏损不愿经营。新化杨木州各茶行在1938年公制红茶4328担（6,904箱）。1939年有六家制造9297箱计5822担。1940年有8家制造6803箱，计4762担。1941年制造2105箱，计1472担。（注十四）这几年中，新化还有红茶运到安化加工的。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42—1945年）新化各茶行均已停止红茶加工，茶农仅能生产少量青茶供本地内销，茶农任茶园荒芜，或毁茶种7粮。民国三十五年—三十七年（1946—1948年）抗战虽然胜利，由于大战后各国经济衰退，前来购买茶叶的商人很少，仅个别华侨在广州收购少量茶叶，新化县公杨木洲四、五家茶号加一点工，只有100—200箱，全年不上一千担，到1949年，新化销售红茶3000担，其中杨木洲2000担，炉观1000担（注十五）根据新化县农业区划经作小组《新化县茶叶区划报告（修订稿）》《新化县茶叶产量产值表（一）》统计1949年产量为5100担，主要是生产量。建国后，党中央为了恢复发展茶叶生产，解决茶农的生活困难，新化县政府成立了农建科，抽调了部份同志指导茶叶生产技术，负责专抓茶叶，1950年新化茶厂抽调20—40人由县政府统一领导在杨木洲、城关镇成立两个大工作组，分别负责新化上、下两地域，对茶叶重点户发放茶叶贷款，按每100斤茶叶发放大米80斤（当时茶农缺粮，在山区的茶农还不信任人民币），共发放大米31333石，并配发了部份食盐、棉纱、布成和制茶用的木炭。解决了茶农春荒和夏荒。1951年共计发贷款629682元（折成现值），其中配发稻谷88890石，扶助茶农恢复生产，使茶叶生产量增加到21000余担，收购量达到17613担。后由于少部份茶农为生活所迫还不起贷款以及天灾人祸等原因，尚有340石大米未能收回（注十六）。1953年为抓好粮、棉、油、茶，在县财经办领导下，由农建科、县粮局、县供销社、新化茶厂成立新化县统购办公室，领导粮、棉、油、8茶的发展与统购统销。1955年在县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下，成立了茶叶办公室，到1963年改为县委多种经营办，领导茶叶生产发展。政府扶助方面，从1956年起至1985年签订预购合同或派购合同，按每100斤茶叶价发放预购（派购）定金20%，并发粮食25斤，向粮站购买粮食，定金利息四厘八由新化茶厂承担。从1963年开始，除仍然进行预购外，并实行了茶叶奖售。奖售食物种类和标准，随着形势变化有所改变，1963年茶叶奖售物资按茶叶收购金额计算，每100元茶价款奖售原粮65斤，化肥80斤，布票30尺，卷烟20包。1964年取销卷烟20包奖售外，其余均按1963年标准执行，为了解决春茶施肥需要，从这年起开始预付奖售化肥。1973年级内茶每100斤奖标准肥80斤，稻谷20斤。1979年级内茶每100元奖售稻谷55斤，标准肥80斤。1988年每100斤级内茶按80斤标准肥计算。稻谷55斤。1984年取消了奖售，实行茶肥挂购，换购等形式，每100元茶价款，换购标准肥80斤，500担红毛茶一部自行车，对乡镇企业茶厂还供应部分钢材和外汇，交茶时兑现。其次是拨给茶叶改进费，作为扶助茶农发展茶叶生产，良种引时，茶农技术培训，垦复荒芜茶园，建立茶叶初制厂，试制茶叶机械和茶叶考察等用。由茶厂每年按生产成本提取1.5%上交给省，由省按各县产量面积分到各县作茶叶改进用。9从50年开始，还发放了部份无息贷款以及茶叶返利等扶助等措施。（注一）毛文锡《茶谱》，公元935年前后撰，原书失，前段据宋《太平寰宇记》引。后段据宋。吴淑《事类赋、茶赋》引。（注二）《庆府志》卷三《大政纪三》3页《明统志》。（注三）《新化县志》卷九《食物志、榷政》清同治十二年修。又同上《宝庆府志》。（注四）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二果部，名，集解，1578年撰。（注五）《宗庆府志》卷六十七《疆里记七》页20—21。（注六）《新化县志》同治（1860年）卷第九《食货志》第六、九页，《宝庆府志》道光年间卷第八十四、户书二，十二页。（注七）《宝庆府志》清道光二十三年卷三《大政纪三》，第三页。又卷六十八，《疆里记》第二十五页。（注八）罗东玉《中国厘金史》上册，第八章，民国二十五年八月。（注八）《英国外交及领事在中国的茶务报告》1871年，汉口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