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书札记

1《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书札记摘要：《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作者从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方面阐述近代历史的变迁，运用大量的史料支撑论述，阐发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作者运用辩证思维方式以及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论述闪耀着哲学思维的光芒和公平、真实、科学的研史态度。作者通过运用各种修辞，以严谨的格式、犀利的词语和散文般的叙史手法，生动地表现了历史，用准确真实的再现客观评价了历史。关键词：近代史新陈代谢社会结构哲学思维语言经老师推荐，认真拜读了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深深地被先生那深刻的历史见解、独特的哲学思辨和犀利的历史语言所折服，对陈先生高尚的人格与对学术的不懈追求肃然起敬，不得不感叹陈先生文笔之优美、学识之广博、思想之深邃、见解之独到。一、深刻的历史见解《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陈先生晚年精心编撰的一部历史著作，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全书共20章30余万字，以总揽全局的气度和全新的历史视角，2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等领域再现了近代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陈先生在整本书中阐发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漫长的。“漫长，是与西方相比所得的结论，其含义可以归结为两点：时间跨度和历史进程”。[1]作者首先从中国封建社会下笔，剖析了封建社会得以延续的原因。经济上，个体经济限制了农民，农民又执著于土地，依恋自己的个体经济；政治上，科举造成的官僚政治可以在社会上形成对流；意识形态上，又因为儒学定于一尊；社会结构上，各种社会组织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以上四层原因互相支撑，构成作者所谓封建社会的整体。在这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错重叠留下了斑斑血迹。1640年到1840年，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机械化的时期，可是中国却依然在旧有的圈子行驶，旧王朝还在腐朽中苟延残喘，再强的国力也抵不过西方的先进工业。我们落后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殴打，赤裸裸的剥削。作者在书中处处点题，随处点出新陈代谢，每章节都深刻阐述新陈代谢的一方面。第二章东方与西方，由第一章漫长的封建社会带来东方与西方的发展结果，中国在世界之林处于被动局面，被动必然导致衰落，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使中国历史变轨，并进入近代，造成了近代百年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便是第三章由盛转衰的清王朝。后面的17章依次从鸦片3战争炮口的震撼写到马克思扎根中国社会，掀开了新陈代谢的另一页。第四章点出经济上的新陈代谢是在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的。第五章太平天国，阐释出近代民间宗教组织也在发生着新与旧的代谢，进而说明太平天国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政治进程仍然起着促进作用。第六章写到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曾国藩等地主阶级得思想发生变化，洪仁玕、冯桂芬等反映时代脉搏的革新思想，表现了新旧之间的一种探索，孕育着历史的进步。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史料来阐述历史证明自己独特的观点。比如作者在第三章讲述已经过去的盛世，认为从宋朝之后，中国就很少再出现盛世了。但是十七、十八世纪，当封建社会政治走下坡路时，中国却出现了康乾盛世。因此正如作者所说，“如果说汉唐盛世是阳春天气的话，康乾盛世只不过是晚秋晴日”。[2]为使自己的观点有依据，作者引用了各方面的史料，比如《明清史讲义》、《清代通史》、《崇祯五十相》、《清史稿》、《仁宗本纪》、《国史旧闻》等。为了说明康乾时期已经出现衰退迹象，作者先后分析了在科举制度和漕运方面在盛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衰相。科举制方面摘录了乾隆时期兵部侍郎舒赫德的奏疏以及在野知识分子徐大椿的《时文叹》，同时提到《儒林外传》的问题。漕运是清代三大要政之一，乾隆中叶以来，其间百计肥私的种种弊端已为人所共知，作者都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有力说明了自己的观4点。作者在第九章观点鲜明地指出，“过去人们多以甲午战争当中和甲午战争之后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来描述日本来中国对于中国民族群体意义的觉醒，但其实这种觉醒并不确切”。[3]他认为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后，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就因此而开始，但是这种觉醒与现代的觉醒相比还只是初步的。“从建国到70年代末，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革命史观成了我们追溯过去的视野；到了80年代，推进现代化成了时代的主题，于是科技发达的西方重新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以西方为中心的叙述模式不可避免的出现；而到了20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也随着“引进-模仿”色彩逐渐淡出，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学术本土化问题，“创造-参与”的意识日益浓厚，西方中心主义遭到批判，而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势所必然”。[4]中国已经从单纯的保护自己的外部，到思想上的成熟。二、独特的哲学思辨整本书中，作者都运用辩证思维方式以及唯物史观看问题。细读全书，不得不被陈旭麓先生的论述的哲学思维光芒所折服。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写序的冯契先生在序中写道：“我认为哲学演变的根源要到社会史中去找，他认为历史演变的规律要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握。”[5]陈旭麓先生自己也在书中多次提到要“借助辩证思维”，“离开辩证思维5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其本来意义的”。作者也正是自觉地以辩证法作为“治史的眼睛”去观察历史，才能客观地承认“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者在书中第十四章分析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关系时，提出一个观点“不同一性中的同一性”。认为两派虽然有很多区别，但也存在共同之处：都把中国的去路寄托于实现资本主义、反封建主义同是二者的奋斗目标。例如行会和儒家思想是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之上的。作者介绍：“行会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6]至于儒家思想，似乎更能契合专制君权的需要。也许正是因为行会和儒家思想的存在，才使得百姓的思想更加根深蒂固些吧。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是陈先生对历史长期性的一个全方位解答。书中写到，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停滞，社会总还是在变化的。这种变化，因为微小，仅以前后相接的两个朝代而论可能不太明显，但隔开几个朝代加以比较，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一度出现过比较明显的转变迹象。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争之后。作者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陈安仁曾经说过：“往古的历史，每载帝王6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与人民参与社会和政治的行动，则忽略而不详，这样的政治史，是不具生命的，是没有生动的。”[7]这本书把社会视角下移到了普通民众。例如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研究历史一定要把握好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度。历史研究中很忌讳的一点是在研究一件史实时过于感性。作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书中处处可见作者将感性分析和理性分析所结合，运用辩证思维方式看问题所得出的独到见解与创新。在第八章城乡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作者写道：“确实，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百年的这一段至今还能让人听到历史的悲呼和呻吟。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8]作者深刻指出，太平天国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理性地看到“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公允地分析“假维新中的真改革”既有“欺骗、拂逆舆情的一面，更有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具体内容”，敏锐地发现“在很多实际问题上改良派的议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甚至直接坦言“立宪在中国的实现并不是全无可能的”。作者还引用了马克思作为例子。“马克思曾经深恶痛绝地揭露过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这是人7所共知的；但他又称赞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起了‘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这也是人所共知的。”[9]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我们一定要摒弃感情色彩，坚持公平、真实、科学的态度去钻研历史。三、犀利的历史语言陈旭麓先生在文字表达上第一个显著特点是结构严谨，逻辑性强。他擅长用洒脱的文字写出深刻，凝重的道理。“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陈旭麓先生对历史的把握就到了这种境界。全书以中国近代化作为线索，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各个层面的新陈代谢。陈先生以时间为顺序，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社会、生活、教育、科技等角度，清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让人感到鲜活的近代史，清晰地了解他所陈述的史事、观点和见解。陈旭麓先生在文字表达上第二个特点是语言流畅饱满。作者善于运用各种修辞和散文般的叙史手法。“新陈代谢”四个字就极为凝练地将中国近代史展现为动态的画面。文章中的标题运用对偶句、暗喻等修辞手法，如“天国的悲喜剧”、“东西对视，隔雾看花”、“决理易、靖器难”、“炮口下的震撼”、“欧风美雨驰而东”、“皇帝倒了、辫子割了”、“日本冲来了”等。通过这些词的运用，文章显得充实丰富，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相对于历史课本中乏味而生硬的纲纲条条，使读者8产生极大的阅读兴趣。文章中提到很多新鲜的词，如“中等社会”、“民变”等词，作者对这些词也做了深入透彻的解释，读者能很容易理解。陈旭麓先生在文字表达上第三个特点是观点精确犀利。古人谓，史家需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陈先生的确是无比稀缺的三长兼具史学家。具体文字表述真可谓“信手拈来尽可惊”。“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欧风美雨包含着凶暴的腥风血雨，也包含着润物细无声的和风化雨”。“历史的惰性寄生于多数人之中，所以只有多数人观念的改变才能战胜历史的惰性”。[10]这样富有才情却饱含哲理的妙语佳句在书中比比皆是，俯仰可得。陈先生曾说过，史实是治史的眼睛，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正因为他那一双敏锐的治史之眼，才能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揭示出其中的本质联系，才能写出这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著作。参考文献[1][2][3][6][8][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印刷[4]童玉汝，《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看陈旭麓先生的史观》，《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年09期9[5]冯契，《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印刷[7]刘珂，《侧看历史的山峰---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思考》，《黑龙江日志》，2011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