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及对国内译学研究的影响

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及对国内译学研究的影响一、当代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渊源及其必然性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其研究的范围局限在语言内部。但是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范围伸向了文化这一广阔的空间。这一过程被称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可以看作是翻译文化转向的萌芽。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1992年勒菲弗尔又相继发表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和《翻译文学》三本书，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的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脱离文化研究的翻译理论研究不可能是全面可靠的翻译理论研究。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跨文化交流这一议题。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是自然且必然的。二、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一)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的思考,更注重翻译与译文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在研究范式上，相比于语言学派规约性的微观研究，文化转向注重进行宏大的描述性研究,强调翻译研究的多元性和宽容度；从研究内容上讲，以译语为中心的研究视角颠覆了翻译界以往的陈规,跳出了传统翻译以信息或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桎梏，使译学研究融进文化研究，从语词文本转向文化语域。文化研究可以给翻译研究提供理论武器和观察视角,使译者超越单一的思维模式，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而不仅是解决几个具体的语言操作技巧性问题。(二)文化转向给译本解读带来理论依据翻译承担着文化解读和观念阐释及传承的功能，尤其是文学翻译中,原语和译语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因此，翻译中要求传递的文化价值与信息也往往大相径庭，不可能产生与原作绝对对等的完美译作。文化本身对翻译提出了特定的要求，每一译本所处时代不同，语境不同,便要求产生顺应不同时代语境特定要求的译本，从而将整个翻译活动纳入动态的不断延展的体系之中。(三)文化转向给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启示利用翻译作为交流的工具,使翻译实践成为异质文化之间对话与交流的桥梁。要建立特定的翻译理论体系，推广和丰富本国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将翻译理论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下讨论已成为每位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译学工作者应在大力引进和深入研究当代西方译论的同时，发掘中国传统译论精华，使中西翻译理论交汇融合,实现中西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三、文化转向对国内译学研究的影响中国的传统译论侧重于翻译标准的探讨，引进的外国译论又偏重于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国内的翻译研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语言转换、翻译技巧和外语教学等语言研究层面。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中国的译学研究开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从文化转向入手，为国内译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路，对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构建有积极的影响。(一)在翻译学研究上,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翻译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避免单一地译介、复述、阐释国外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要加大文化输出，大力向外译介本国的优秀文化。以我国的译介作品为例，在众多出版的翻译作品中，英译汉的作品明显超过汉译英的作品，这对于中国文化的输出和传播是不利的。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就需得借助翻译实现，通过翻译，寻找民族自身的“文化身份”，故应将研究重心从“原文”移到“译文”。译学的建构应以民族语言文化为立足点，同时运用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对传统译论进行改造和升华，要重视本土、洋为中用。(二)在翻译实践上，要以平等的态度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中西语言文化传统差异很大。我们要运用语言学中的关联顺应理论分析翻译过程中语言使用的规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翻译西方文本时不一定要亦步亦趋，不敢做任何变动，而应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面对文化转向，要持开放平等、兼收并蓄的正确态度。应辩证地对待文化转向，充分认识其积极意义，同时要警惕文化翻译对翻译研究的负面影响，避免翻译研究丧失其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三)在翻译教学中，利用各种外在条件，使翻译课更能体现出教师和学生对翻译、对文化的理解。教师合理利用多媒体网络幻灯和课件，增加学生对英汉两种语言内在机制的比较，了解外在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的翻译教学模式。这样更能激发学生兴趣，提高翻译教学的功效性。这种氛围有助于学生的翻译意识向系统化、多元化信息技术化迈进，帮助其形成正确的翻译理念。学生也会对翻译的性质和基本概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形成正确的翻译习惯，加强翻译意识，获得较强的翻译能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化转向”带来的问题，力图融合中西方译论的精华，深化探索干涉语言使用与语言转换机制的各个层面的因素，相信这样的译学才是合理的，有发展前途的。翻译文化转向揭开了翻译研究新的一页，同时也展现了翻译教学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参考文献:[1]Bassmett,Susan&Andre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LondonandNewYork:PrinterPublishers,1990.[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2.[3]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中国翻译，2002(1/2/3)：31-34/34-37/18-22.[4]孙会军，郑庆珠.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中国翻译,2000,(5).[5]王洪涛,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与文化转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6]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