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更替

浅谈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一、王朝兴衰的历史体现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沉浮。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除汉、唐有些个别，其他各代都概莫能外。其实就是汉、唐两朝其实也是没有脱离这个轨道。汉朝第五任皇帝是汉武帝，汉武晚年昏聩残暴，不但民间反对情绪溢于言表，就是统治阶级上层也被汉武的胡作非为所激怒。不过，汉武毕竟不同一般的帝王可比，他很快察觉了自己的危险的处境，他一面收买人心，一面洗刷罪行。让汉朝没有一蹶不振，通过汉昭帝、汉宣帝的两朝努力，汉朝居然维持到了破纪录的七任不败。唐代，从唐高祖、唐太宗到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再到唐玄宗，这里面经历了七任统治者。但唐中宗、唐睿宗的统治时间不但短暂而且了无新意，所以，唐代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五任皇帝就是唐玄宗。也就是在唐玄宗这一代，唐朝走向衰落。从这个角度上说，，唐代其实也没有逃过五世（五任）而斩的周期律。五代十国结束，中原以北宋为正统，北方则先后有辽、金崛起，西部则以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为主。北宋前五任皇帝分别是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到了宋英宗执政期间，北宋的衰落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宋英宗一死，宋神宗就公开打出改良的旗号。而少数民族政权如金国也一样没有走脱这一规律，金的前五任皇帝分别是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金到了金世宗末造，衰败的现象已经露出端倪，金章宗即位后不仅没有纠正金世宗弊政，反而掩耳盗铃，坐视蒙元的尾大不掉。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封建文化走向顶峰的最后阶段，其中元世祖改蒙古为“大元”，这是元朝名实俱在的开端。忽必烈一死，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居然先后有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泰定帝、天顺帝、元明宗、元文宗、元宁宗、元顺帝等十个统治者登场，可见政局之乱。明朝前五任皇帝分别是明太祖、明惠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其中明惠帝在以明成祖为法统的这一支派中并不得到承认，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即便是这样，明朝的衰落从朱瞻基时代也开始了它的前行路程。朱瞻基死后，明英宗即立，土木之变不久发生，明朝就此步入中衰。清朝如果从第一代算起（即清太宗，因为努尔哈赤的国号是金），第五任皇帝恰好是清高宗也就是乾隆帝，此人对于满清的全面衰落所作出的贡献自不必多说。二、王朝兴衰的必然原因总的来说一个王朝走向衰落可以概括为下几点原因:1．土地不断集中的趋势2．官僚组织机构的扩张3．统治者消费扩张天性4．赋税增加的必然趋势5．人口增加的自然趋势6．各个因素的综合机制中国古代盛极而衰,衰而复振,治乱兴衰,周而复始,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虽然每个朝代、每个政权兴衰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但客观地看,仍然有规律可寻。如同司马光说的那样：“治乱之道,古今一贯”,“治乱之源,古今同体”。影响政权治乱兴衰的,不外乎两大基本矛盾：一个是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一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两大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如果统治阶级没有处理好与劳动人民的矛盾,双方则都不能按旧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于是,就会引起劳动人民的起义造反,带来战乱,兵连祸结,社会动荡不已，甚至推翻旧王朝。如果统治阶级没有处理好内部的矛盾,也会引起朝廷政局的动荡,以致整个社会的动乱,带来旧王朝的崩溃,新政权的诞生。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表现为平稳、缓和、非对抗状态,还是表现为紧张、尖锐、对抗状态,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治国思路,取决于统治阶级如何处理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如果统治阶级严刑苛法,刻剥过度,就会使劳动人民无法承受,导致矛盾激化,转为尖锐的对抗；如果统治阶级与民休息,轻摇薄赋,劳动人民就能安居乐业,顺从统治,矛盾缓和。而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治国思路,是否尊重劳动人民的利益,又取决于最高统治集团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以及对自己贪欲的约束,对吏治的整顿。商亡周兴,秦亡汉兴,隋亡唐兴,都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个规律。商朝末帝、秦朝二世、隋朝末代,其最高统治集团莫不凶残暴虐,贪得无厌,极尽奢靡,酒池肉林,醉生梦死。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榨尽,连起码的温饱都不能维持,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保障。代之而起的周朝、西汉、唐朝,初期的统治者一般都能总结前朝覆亡的教训,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亲身感受到民众造反的巨大力量,因而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约束、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采取安民、利民、养民、富民的措施,缓和与劳动人民的矛盾,力争社会的和谐稳定,以求长治久安,国祚永延。但是,这种稳定的局面,甚至是某种“盛世”（诸如成康之治、开皇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后来统治者的昏聩残暴,而逐渐被破坏。他们为满足自己的享乐,不惜横征暴敛,加重民众的赋税负担；大兴土木,加重民众的徭役负担；好大喜功,征战不已,加重民众的兵役负担。由于上层的腐败,又导致纲纪废弛,中下层官吏竞相贪污受贿,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导致民不聊生,逼上梁山,只好拼个你死我活。无数史实证明,一切弊政的产生,大多源于统治者贪图享乐、奢侈无度。统治者追求享乐奢侈,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民力不堪,民心不服,于是用严刑苛法逼之,逼之则导致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历朝都有,表现为争权夺利,特别是围绕皇位的继承,牵连进众多的皇后皇妃、太子王子、文臣武将、宦官外戚。他们勾心斗角,玩弄阴谋,往往兵戎相见,骨肉相残,有你无我,不共戴天。不论是皇家内部的斗争,还是宦官与外戚的斗争,抑或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藩镇的斗争,他们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对抗起来,彼此仇恨并不亚于起义时期官府与农民军的仇恨。皇室内部及其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剥削人民的权利而厮杀,伤害的往往不仅是统治者自身,还殃及大量平民,牺牲众多无辜。如西汉初期的“吴楚七国之乱”,东汉时期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不胜枚举。西晋统治集团几乎集中了封建剥削阶级的所有恶习和特性,他们见权利必争,以杀取胜,愈杀愈烈,导致了史称“八王之乱”。这场混战长达十六年之久,外加连年天灾,迫使人民大量流亡,总计流民达三十万户,占西晋总户数的十二分之一强。“八王之乱”又引起流民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统治阶级同劳动人民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又给北方少数民族贵族以可乘之机,攻灭了西晋,北方陷入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把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表现为这一集团与另一集团的兼并战争。例如,“春秋无义战”。当时诸侯们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侵占更多的土地和民众,为争当霸主,不断发动战争,驱使本国民众当炮灰。据记载,齐吞掉了三十个小国及一些部落；楚灭掉了四十余国及一些部落；晋灭掉了二十余国,征服了四十余国；秦灭掉了二十余国,等等。这些战争一方面有利于民族走向统一,另一方面又造成社会的大动乱,造成民众的苦难与牺牲。孟子批评这些诸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认为他们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历史事实告诉人们,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例如秦朝末年,由于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增多,危及秦王朝的统治,于是引发了垂相李斯和近臣宦官赵高之间的矛盾,李斯因谗言被腰斩。赵高指鹿为马,独断专行,恶化了他与众大臣的关系。上层的分裂加速了秦王朝的崩溃,最后都逃不脱悲惨的下场。再如隋场帝,开运河,修龙船,建离宫别馆,三征高丽,弄得天怒人怨,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广大民众极度厌恶无休止的兵役、摇役,爆发了以王薄为首的农民起义,当农民起义军迅速发展,规模强大后,诱发了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公开分裂。对隋王朝统治早就不满的世家豪族趁机起兵反隋。这大大削弱了隋王朝的统治基础,又大大鼓舞了农民起义军的发展,“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败而复聚,其势益盛”。在农民起义的连续打击下,隋王朝摇摇欲坠。此时,炀帝派驻太原的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迅速发展。强大的隋朝就是在两重矛盾的夹击下短命而亡的。其间,两重矛盾相互推动,交织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有一大矛盾,即民族矛盾,也就是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当中原地区强大时,边务纠纷较少；当中原陷入分裂、割据、战乱状态,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就可能“趁火打劫”,促使中原政权的衰亡,如宋代。民族矛盾是随国内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只要统治阶级处理好了与劳动人民的矛盾,同时处理好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国内政通人和,民族矛盾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就不大,即使有外敌侵犯,也能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正如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说的那样：“《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自古虽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所以,归根结底,决定治乱兴衰的还是上述两大基本矛盾。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跳不出“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治乱兴衰、周而复始的周期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专制社会,是人治社会,缺乏民主与法制。在这种人治的体制下,如果能遇上一个好皇帝,好皇帝又能起用一批有德性、有才华的文臣武将,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轻摇薄赋；处理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关系,防止大的腐败和窝里斗；没有大的灾害和战争,政策没有大的失误,这样也能使少数王朝创造盛世,一度辉煌。但是,这种盛世总是难以持久,不久就走向衰落,走向动乱与败亡,将盛世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毁于一旦。由于最高权力的绝对化和世袭制,又很难出现一个好皇帝。即便是百年一遇出现了一个好皇帝,这个好皇帝也难以做到慎终。唐玄宗便是一个代表。为什么走向动乱衰亡？因为腐败；为什么出现腐败？因为对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为什么没有监督和制约；因为是专制和人治。事情的逻辑似乎就是这么简明,这么朴素。历代王朝的创立者栉风沐雨、艰苦倍尝乃有天下，所以经营起来无不万分小心，像唐太宗、朱元璋都是一生勤政、宵衣旰食，至少在他们统治前期是这样的。然而到了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这种作风已经渐行渐远。几千年来虽然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寻找救治社会弊病的良方,设计诸多避免动乱衰亡的方案,提出种种长治久安的思路,但是,都未能走出人治的体制。虽然有少数思想家看到了君主专制是祸根,甚至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无君论”,有过民主的设想,但毕竟未能成为朝野的共识,未能成为主流思想,未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倒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治思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代复一代不懈追求的理想。说到底是体制的原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