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局限性分析

朋友的论文被一度封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局限性分析摘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衍生出的正确方法论不应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应是国有企业和宏观调控。马克思主义中合理的部分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当时自由散漫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完善。关键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局限性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生产力内部矛盾客观无论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多么巨大，国家体制运行中所出现的林林总总的问题与矛盾始终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贫富的分化、政府信用的缺失、人民极低的政治参与热情、腐败、官僚、食品安全、矿难……一切在马克思理论中本不应当发生的现象使得“和谐社会”等官方口号在公众的质疑与调侃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之前我们对此的解释往往着眼于相关负责人的主观素质，而往往忽略那些客观因素。就好比我们痛批贪污腐败分子们庸俗的人生理想与脆弱的自我约束力，而对现阶段中国官僚制度本身就是培养腐败官风的温床这一事实或视而不见或退避三舍。马克思当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可见，为了对上述现象加以解释，进从主观角度出发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片面的，我们必须结合实际，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体制、指导思想加以客观的分析才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高举的思想旗帜，是中国当今所有指导思想的原点。从原点出发，往往可以解答我们的很多困惑。而在对这一19世纪中期所形成的革命性理论加以细致研读后，笔者发现，在资产阶级掌权不到200年，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诞生的这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其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毕竟，资本主义刚刚蓬勃发展了一百多年，制度本身尚且不完善，各种社会要素尚处于磨合期，留给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素材（也就是研究对象）还很不成熟。综合考虑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及其理论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笔者并不认为这一理论足以引导人类今后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发展方向。我们要从事务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的规律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曾说过：“不超过马克思，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对理论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做具体分析，以求达到“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之目的。一、卓越的分析，错误的目的在笔者看来，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对后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其唯物史观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代表作首推《共产党宣言》；二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作即为妇孺皆知的《资本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全面系统科学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趋势，可谓将资本主义成功透彻剖析的经济学鸿篇巨著。马克思在资产阶级执政不足两百年的时间点上，就能对资本主义经济世界进行如此卓越的分析，其敏锐的洞察力可见一斑，着实可敬可叹。笔者坚定地认为，《资本论》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划时代革命性的最杰出的代表，是值得肯定和景仰的。可以这样说，《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共产党宣言》，则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即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完整的体系。但遗憾的是，《资本论》（世界观）与《宣言》（方法论）之间的逻辑连接并非如笔者预想的那样天衣无缝，很多地方颇为牵强。诚然，《资本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的客观必然性，其论证过程无可辩驳。《共产党宣言》也将“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但是首先，有一点我们必须搞清楚：“因为一种生产关系必然灭亡，所以我们就有理由现在将其废除”这种逻辑是否真的站得住脚。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你早晚要一命呜呼（当然，笔者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我现在就应当将你杀死吗？当然不是，黑格尔就认为：“人类历史是一种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前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受历史内在规律支配的。”人类如果超越这一规律而试图以自己的主观意愿实现人类社会的加速乃至跨越式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鸡飞蛋打、欲速则不达。马克思本人也曾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宣言》中提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我们姑且不论，可是它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达到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极限了吗？换句话说，就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可它一定是要在19世纪、20世纪或者21世纪必然灭亡吗？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这两篇巨著的出现时间就会发现：《宣言》最早诞生于1848年（当然，后来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却是1867年9月4日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的，前后相差二十多年。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什么样的世界观决定什么样的方法论”，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成熟却落后了其方法论二十年，这不得不为其方法论的可行性埋下了隐忧，是造成前面提到的不合理逻辑的主要祸根之一。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道出一句至理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是如果我们在还未对世界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就冒然提出改变世界的方法的话，其方法必然是不成熟的，是多少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当站在2010年的今天的我们重新审视19世纪中期那个工人运动四起的暴走的时代，还有谁会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穷途末路，无法容纳更多的生产力？如今，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让全人类都体验到了资本主义内部所迸发出的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在当代，以雇佣劳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符合当今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而且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所谓“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必然沦为一纸空谈，成为这个时代的哀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世界做了卓越的分析，可是这并不能保证其目的的正确性，世界观未成熟时期所提出的方法论也必然是不成熟的，是存在其致命弱点的。可是，“社会主义”仍然是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啊，我们现在就将其建立起来岂不是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么？接下来，我们就将从领导阶级的角度入手，结合理论与实际，分析马克思笔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否真正能达到其全面解放生产力这一最终目的。二、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分析当我们再次翻开《共产党宣言》时，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理论论证而言，极具号召性与煽动性的感性言辞也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笔者认为这是和《宣言》发表的目的有着极大的联系的：《宣言》的发表，意在暴露资产积极队伍产积极的压迫，进而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当然，工人阶级是主力军）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其号召性与感染力是必须的。可这也无形中体现了“暴力革命”二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沉甸甸的分量。但是我们“破坏”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建立”，我们要成功地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以一种新的，更有生命力的生产关系来替代它。遗憾的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却叙述得很笼统，马克思、恩格斯不愿过多地论述新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在他们看来：“对未来的东西设想得越具体、越详细，那必然要陷入空想。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是后代的事情，他们现实的事情是和资本主义作斗争，是向资本主义挑战”。马克思详尽地论述了工人阶级如何掌握政权、为什么能掌握政权（即“破坏”这一方面），却不敢过多地涉及工人阶级引导下的生产组织形式、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等工人阶级掌权之后生产力的走向问题（即前面所提到的“建立”），这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建设方面的颓靡以及经济发展走向上不时陷入的诸多困惑埋下了伏笔，这一点笔者将在之后的第5小节加以分析。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浅尝辄止的态度导致其未能及时发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缺陷并加以认真对待。事实上，当无产阶级真正掌权后，很多直指社会主义根基的问题也随之暴露。1、工人阶级并非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宣言》中提及工人阶级被压迫现状中有这样的描述：“……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要求他们做的只是极简单，极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他们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工人阶级当时悲惨的命运我们在此不做讨论。可我们从这些描述中很容易明白，我们的工人在马克思主义时代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担当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笔者从中找不出任何足以证明这样的阶级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证据，我们的工人懂得要努力工作却不懂经营管理，了解公司章程却不了解市场规律，明白如何操作机器却不明白其内部原理……所有代表了当时乃至现在的高级知识理论他们一样也没有掌握，一样也不会掌握（当然，不排除工人阶级中有人掌握这种知识的可能，可这些人在无产阶级专政后很容易被打压成为社会主义中的“走资派”，我们后面会对这一现象加以讨论）。马克思在《宣言》中试图通过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以致能与资产阶级相抗衡这一事实来证明无产阶级的雄厚实力。可是我们知道，阶层队伍的宏大远不足以说明这个阶层的优秀。试看中国当今不断涌入各大城市的的民工潮，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是我们的领导阶级（他们讨个工资都是那么的困难）？还有谁会相信他们代表了当今最先进的生产力？还有谁会相信他们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工人阶级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这个观点，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的。可是我们如何解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这一现象呢？难道它没有证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吗？2、明确区分两种阶级斗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明确两个概念，笔者看来，社会内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大体分为两种，即“社会革命”与“社会暴动”（笔者在此用这两个名词指代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其具体含义如下）：“社会革命”是被统治阶级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与统治阶级斗争，往往出现在旧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力，而新兴生产关系由于自身与生产力的适应性呈现出蓬勃生命力并已逐渐超过旧的生产关系的阶段，它预示着新阶层领导地位的确立与人类社会新时代的开启，17世纪、18世纪西方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便是其杰出代表。而“社会暴动”则发生于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出现或尚未成熟，旧的生产组织形式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期，其活动主体是当时即有生产关系下的被统治阶层，是统治阶层盲目追求本阶级利益，忽视社会产品在各要素之间的分配公平，以至无法保证被统治阶级的生存，社会底层“内应力”积累过度而在某一时间点的反弹乃至爆发，其实质是生产关系内部的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即生产关系双方彼此消长以达到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状态。如古罗马时代斯巴达奴隶起义、中国封建时代层出不穷的农民暴动等。这种阶级斗争不会酝酿新的生产关系，更不会出现新的领导阶级，当被统治阶级成功颠覆原有政权之后，他们又会演变为当时生产关系下新一轮的统治阶级并继续沿用旧的生产组织形式（举个例子：中国封建时代每一次农民起义成功之后，革命成功的农民阶级就会不自觉地转变为新的地主阶级）。导致这种斗争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抛去其中的主观因素不说，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当时的客观社会生产力发展条件使然：因为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尚未出现或尚未成熟，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掌握领导权之后，会再次沿循旧的生产关系成为新的生产组织者，从担任起新一轮的统治阶级，最终的局面是生产关系、生产组织形式以及社会阶级构成格局皆未发生大的改变，结果只是原有生产关系内部各要素发生了一系列调整，以使原有的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危及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封建统治者通过减少租税、实行科举等农民阶级欢迎的政策来缓和这种矛盾，无形中也调动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样，19世纪不断爆发的工人运动也迫使资产阶级采取立法保障工人们的工作待遇、赋予工人普选权等一系列措施缓解双方的矛盾，而这又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飞跃……综合考虑19世纪工人运动的爆发缘由、阶级特征、斗争结果以及当时生产关系适应性，我们很容易发现，工人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