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克：关于血汗工厂的争论

1耐克：关于血汗工厂的争论口引言从很多方面来讲，耐克公司都可被称为一家完美的全球公司。耐克公司是在1972年由一位名叫菲尔·奈特(PhilKnight)的前俄勒冈大学田径明星创立的，目前该公司已成为世界上经营运动鞋和运动服饰的领军企业。2()06年，该公司的年销售额达150亿美元，产品销往140个国家。耐克公司不搞任何生产，它只是设计和销售它的产品，其生产则是通过与分布在全世界的60()多家工厂签订合约来完成的，这些工厂在全球所雇用的工人总计约为65万人。这一巨型公司使奈特成为美国最大的富翁之一。耐克公司那句著名的广告语“JustDoIt!”已成为流行文化的标志，就如它的标识，或它的广告代言人迈克尔·乔丹和老虎伍兹的形象一样。而与其所有的成功相伴的，则是该公司十多年来一直饱受其产品产自血汗工厂的诟病。在这些血汗工厂中，工人们(其中有许多还只是孩子)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像奴隶一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却微乎其微。批评它的人声称，耐克公司的财富是积累在世界穷人的脊梁之上的。在许多人的眼里，耐克已成为全球化灾难的一种象征——一家富裕的西方公司通过对全世界穷人的剥削，从而向发达国家那些被宠坏了的顾客提供昂贵的鞋子和服饰。耐克公司的“耐克小镇”已成为反全球化示威者的典型目标。几个非政府组织，如设在旧金山的一个人权组织——GlobalExchange，宣称要促进世界范围的环境、政治和社会公正——一直将耐克作为其持续批评和抗议的目标。一些新闻媒体，如CBS由丹·拉瑟主持的《48小时》节目揭露了那些向耐克供货的外国工厂的工作场景。在几家受到耐克公司资助的美国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公开抗议学校与耐克之间的联系，指责耐克公司使用血汗工厂劳动力，耐克公司方面也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应对这些抗议。它承认有些海外工厂确实存在问题，但公司承诺要改善工作条件。它要求外国分包商必须满足起码的工作条件和薪酬待遇，安排了独立的审计人员对这些工厂进行检查，还终止了与那些不合格工厂的合约关系。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公司依然是受攻击的目标和争论的焦点。2口反对耐克的案例耐克被曝光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96年10月17日《48小时》节目播出的一档节目。报告人罗伯塔·巴斯金(RolJerta．Baskin)采访了开设在越南的一家耐克工厂，通过在该厂拍摄的一系列录像，她发表了如下评论：到处可见美国人入侵该地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迹象，训练有素的熟练工人在拼命地工作。这是一个靠近西贡的“耐克小镇”，它是非耐克所属但由其转包的四家工厂之一，每月生产100万双鞋，有25000名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年轻妇女，在那里“尽管去做”。但是这里的工人并没有分享到耐克的巨额利润，他们每周工作6天，而月薪仅为40美元，平均每小时只赚20美分。巴斯金还采访了该厂的一位名叫兰普(Lap)的年轻女工。巴斯金告诉观众：即便是缝纫组组长，她的工资也未达到最低工资线……她的体重不足85磅，如大多数制鞋女工一样，她没有别的选择，唯有接受微薄的工资和长时间的工作。耐克声称它要求所有的分包商都要遵守当地的法规，但兰普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当地法定的200小时的工作时间。随后巴斯金问兰普，如果她生病，或者需要照顾生病的亲人而必须临时离开工厂，将会生什么呢?通过一位翻译，兰普回答说：你没有做完足够的鞋子是绝不允许离开的，你必须完成定额才能回家。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含义是明确的，即耐克公司允许如此不堪的工作条件在这家越南工得以存在是一个错误。顺便提一下，这家工厂属于一家韩国公司。对耐克分包行为的另一次抨击发生在1996年6月。这次抨击来自美国的麦德基金会，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会和国内那些反对与低薪国家进行贸易的制造商资的基金会。据该基金会主席乔尔·约瑟夫所说，耐克运动鞋中一个高价的名品牌“飞人乔丹”(AirJordans)是由印度尼西亚一些11岁的孩子组装的，每小时的工仅为14美分。耐克的一位女发言人唐娜·吉布斯反驳说这不是事实。根据吉布斯的说法，工人一周最多工作54小时，每月的工资平均为24万卢比(折合为103美元，每小时为45美分。吉布斯还指出，耐克在每家工厂都派有自己的人员检查工作条件，保证工厂能遵守当地有关最低工资和禁用童工的法规。批评耐克的另一个例子是下面一段来自GlobalExchange发表的一封公开信3的摘录：20世纪70年代，耐克公司的大多数鞋子都是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生产的，当那里的工人获得组织工会的自由，工资开始上升时，耐克便寻找“新的牧场”。它们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陆找到了，耐克在80年代开始进入这些国家生产，而最近则进入了越南。大多数耐克鞋都是在印度尼西亚等国生产的，在这些国家，政府限制独立的工会，其最低工资标准非常低。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认，那里的最低工资无法维持一个人的基本需要，更别提一个家庭了。1997年初，实习工资一天仅为可怜的2．46美元，而据劳工组织估计，在印度尼西亚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工资是每天4美元。越南的工资更低，一小时仅20美分，也就是一天1．6美元。但在越南的城市里，简单的一日三餐就要2．1美元，当然还要支付房租、交通费、衣服、医疗以及许多其他开支。据越南劳工监察部门的有关估算，在越南一天至少花费3美元才能维持基本生存。对耐克行为的另一个抨击是GlobalExchange在1997年9月发表的一项报告，该报告揭示了耐克和锐步在中国南方四家分包企业的工作环境。GlobalExchange和两位来自香港人权组织的人士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采访了那些工厂的工人。据GlobalExchange报道，在某家为韩国人所有的耐克的分包企业里，工人的年龄仅为13岁，每小时只挣10美分，一天工作达17小时，上班时不允许讲话，违规者被处罚1．2美元～3．6美元。这些行为是违反中国劳动法的，该法令规定，16岁以下的儿童不得进工厂工作，中国规定的最低工资为一天8小时1．9美元。耐克公司指责该报告严重失实，它说该报告错误地报道了工人的工资状况，并作出了不负责任的批评。但是GlobalExchange继续令耐克公司不得安宁。1997年11月，该组织获得了来自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权威性的审计报告，随后便将该报告内容透露给外界。该事务所受耐克公司委托，对一家属耐克分包商所有的设在越南的工厂进行审计。该工厂有9200名工人，每月生产40万双鞋子。安永的报告描述了这样一幅凄凉的场景：几千名大多25岁以下的青年妇女，挤在一个异常闷热、嘈杂和空气污浊的厂里，一天工作10个半小时，一周工作6天，而一周的工资仅为10美元多一点。该报告还指出，那些患有皮肤或呼吸道疾病的工人没有被转移到无化学物品的部4门，而半数以上接触危险化学品的工人并没有戴防护口罩或手套。该报告声称，工人们直接暴露在含高度致癌物质的空气中，在工厂的某些地方致癌物含量超过当地法定标准的177倍，77％的工人患有呼吸道疾病。作为又一次的反击，耐克公司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声称公司已经委托完成有关报告，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公司陈述道，它们已经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来处理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包括大幅度削减加班时间，完善安全和通风设施，以及减少有毒化学物等。公司还强调，报告显示其内部控制系统已经按预定目标开始运转。据一位发言人所说：“这显示我们的监督系统已正常运转……我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早地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也会尽快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口耐克公司的反应耐克公司并不仅限于防守，它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来应对分包企业中所存在的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问题。1996年，耐克公司聘请了安德鲁·杨(AndrewYoung，亚特兰大市前市长，曾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委托其对耐克在世界各国的分包商所属工厂的生产环境进行评估。杨在1997年中期发表了一个对耐克持温和态度的评价报告。在其对分布于三个国家的15家工厂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后，杨向耐克报告说，公司对工人不错，尽管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据杨所言，他没有看见：血汗工厂，或恶劣的环境……我看到了拥挤的宿舍……但是工人在上班时一天至少吃两顿饭，并且能挣到据说在那些地区足以维持其生存的工资。杨受到了来自人权组织和工会的广泛批评，他们批评杨没有带自己的翻译，没有深入调查。1996年，耐克参加了一个总统特别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设立是为了寻找在制鞋和服装行业清除血汗工厂的方式。特别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诸如耐克公司这样的行业领袖、人权组织的代表和工会领导人。1997年4月，该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有关工人权益的协议，美国公司在国外从事制造业时必须遵守该协议。该协议规定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小时，外国工厂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该工作委员会还同意设立一个独立的监督协会[后来被称为公平劳工协会(FLA)]，来评估各企业是否遵循此项协议。5目前FLA的成员包括人权律师委员会、全国宗教委员会、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和135所高校(高校与诸如耐克公司这类运动服生产企业有着广泛的技术授权协议)，以及像耐克、锐步和利维·斯特劳斯这样的公司。1997年初，耐克也开始委托一些独立的组织如安永等对分包商的工厂进行审计，耐克公司力图向其批评者证明，它所做的并不仅仅限于公共关系。当年9月，它终止了与印度尼西亚四家分包商的关系，因为这些分包商拒绝执行公司规定的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标准，例如，其中一家名为Seyon的分包商——它是为耐克生产一种专门的运动手套的。耐克公司指出该分包商拒绝实施月工资增加l0．7％、达到月工资为70．3美元的要求，这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在1997年4月颁布的工资标准。1998年5月12日，在向全国报刊俱乐部所作的一次讲话中，菲尔·奈特详细阐述了旨在改变耐克公司50万生产工人的工作条件的一系列创举。[12]在这些创举中，奈特特别强调了以下几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最低的就业年龄在大多数国家规定为15岁，在发展中国家为14岁。我们富有成效地将最低就业年龄在我们的运动鞋制造企业上升到18岁，在其他制造业(服装、配饰和设备)上升到16岁。以前已经雇用的工人不受新规定的约束。·在过去的13个月内，我们开展了对所有工厂的全面审查，每一家与耐克签有分包合同的工厂都要接受普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检查人员都接受过我们公司有关业主行为准则指南和审计／控制程序的专门培训。到目前为止，他们已进行了约300次这样的检查访问。在一些服装厂，他们发现有些工人低于我们所定的年龄标准，就要求这些工厂将年龄标准提高到17岁，并要求出具三份证明其年龄的文件，通过这些访谈和记录检查，大大增加了雇用合格工人的保障。·我们的目标是确保遍布全球的工人能受到应有的保护，要求各工厂保证无一名工人会接触到超过oSHA有关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化学品许可接触限度(PELs)的有害物质。上述举措受到了商业报刊的赞许，但在关于使用外国劳工的争议中，耐克公司依然受到了来自它的一些长期对手们的强烈质疑。在承认耐克的政策有所改善的同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批评文章写道：6奈特先生有关童工的举措是……一个烟幕弹。童工不是耐克公司的主要问题，对此菲尔·奈特比谁都清楚。但是公共关系就是公共关系，所以他宣称不再允许工厂雇用童工，突然之间这就成了头号新闻。奈特先生就像一位玩飞牌的好手，你必须始终紧紧地盯着他。耐克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海外工人仅能赚到少得可怜的、低于贫困线的工资。不是要提高它的最低年龄线，而是要提高它的最低工资线。在越南等国，耐克工厂的大多数工人工作一天所得报酬不到2美元，而在印度尼西亚，工人工作一天还赚不到1美元。公司目前的策略是要重树其公众形象，但同时在为工人谋利方面却尽可能地少做。是否会有人认为耐克在那些人权被践踏的地方设厂只是偶然事件呢?在那些地方组织工会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一贫如洗的工人则十分愿意甚至渴望在流水线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微乎其微的一点收入而工作。另一些批评家对耐克所委托的审计机构——普华会计师事务所的价值观提出质疑。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达拉·奥罗克(Darao’Rourke)曾跟随普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访问了在中国、韩国和越南的几家工厂。他的结论是，尽管审计人